１９３９年春，陈独秀在《小学识字教本》上编完成时，写了一篇“自序”，寄给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陈钟凡，征求意见。他在附信中说：“此书出，非难者必多，书中解说亦难免无错误，而方法余以为无以易也。形、声、义合一，此中国文字之特征也。”各大学文字学科，往往形、声、义三人分教，是为大谬。欲通中国文字，必去六书之说，所谓指事、会意、形声，皆合体象形，声皆有义，又托于形；形、声、义不可分也。“……吾书三千字，字字形义并释，不取某声以了之，明知此事至难，然非此无由通识中国之文字也。”②陈钟凡评论这部书稿时说：

    

    “其以形声义一贯解释文字的方法可谓缜密，是为文字学上有价值之著作。”③魏建功在读到《小学识字教本》稿时，“赞叹欢喜以为自古文字资料以来，文字学家趋末弃本，抱残守缺，两无裨补之失，俄然扫空。”④

    

    ①文天谷，《汉字并不难认，难记——陈独秀文字学研究评价》，《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②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1942年夏7月手稿。

    

    ③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1942年夏7月手稿。

    

    ④魏建功为《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作的序，《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清样编。

    

    这部书稿表明，陈独秀的独创性，绝非故逞臆说，以示特异，而是始终坚持以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来从事文字的研究。不是把眼光盯在一文一字上，而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展开视野，从古代的生活、典章制度、文物习俗、自然科学成果等方面的联系上，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博大乃至精深，从而得出不一般的结论。为了求得一字之真义，陈独秀不仅旁征博引，从大量的古籍中，从地下发掘出的实物中寻找根据，而且作了精确的考证。如对鬲鼎、曾、复等字的分析，不仅引用了《周礼》、《左传》、《诗经》等十三四种古籍，而且考察了地下发掘出的螺、蚌、陶器、青铜器、铁器等实物，至如甲骨文、金文、篆、隶等更不用说是一一经过研究的了。可见，这部书稿中凝聚了作者非常巨大、繁杂的劳动。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陈独秀并非纯粹为学术而学术，而是着眼于实用，这是他一贯的风格。因此，他的著作，不仅对古文字学研究，而且对文字改革、识字教育以至整个文化教育，都有颇高的学术价值。当然，他的研究，也不无瑕疵之处。陈独秀研究文字学，都是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进行的，参考资料绝不能搜集得那么充分，尤其是狱中数年，自己上街买书、进图书馆查阅资料的自由也没有，精神上又受着各种折磨，特别是晚年从事《小学识字教本》的撰述，一直是在贫病交加中进行，以致未能写完就去世，还来不及从头到尾地修改，自然存在不少的不足之处。但是，直到　　年，文天谷教授还认为“仅就他三部著作（《字义类例》、实庵字说、《小学识字教本》——引者注）达到总的水平来说，恐怕目前还没有能超过的”。①后任台湾大学教授的台静农认为，陈独秀关于文字学的研究方法，“是极科学的方法，使两千年来的文化遗产，由芜杂而有体系可寻”。中山大学教授严学认为，“仲甫先生是我国语言学史上杰出的语言学家”，“一代学人，深藏若虚，著述以终，能无悼敬乎！”编辑出版家刘志成先生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全面辨析汉字字根，研究汉语同源词，那应当首推风云学者陈独秀。”可见学术界还是给予了陈独秀这本书很高的评价。

    

    ①文天谷，《汉字并不难认，难记——陈独秀文字学研究评价》。

    

    最为可惜的是，陈独秀这部文字学巨著《小学识字教本》的命运与他本人一样坎坷。１９３９年，国民党教育部所属国立编译馆得知陈独秀在从事文字学研究工作后，就约请他编一部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并预支给他５０００元稿费。陈独秀后来就先把能自成体系、单独问世的《小学识字教本》上编交给编译馆，嘱先行出版。但是，为了书名问题，陈独秀与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发生了争执。“小学”是“文字学”的古称，后来又广义为“语言文字学”。陈独秀的这部著作，特点就是形、声、义合一，集他一生音韵学、文字学研究之大成。不像别的学派那样，将形、声、义三者割裂。因此，陈独秀的这部著作，无论从狭义或广义上说，称为《小学识字教本》是最确切不过的。陈立夫显然是怕引起读者误会为“小学生”用的识字课本，主张把“小学”二字改掉，或用《中国文字说明》。陈独秀坚决不肯，并表示“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别谋印行”①。结果，直到陈逝世，该书还未出版，预支的稿费，也按陈的嘱咐，未动一分。后为了缓和矛盾，编译馆将此稿油印了５０册，分赠学术界人士，从而使此稿流传各方，直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