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节
著者,对陈独秀建议的曲高和寡、吃力不讨好的“拼音文字”,并不感兴趣,更不愿意为陈独秀这个学力上比自己强而又难处的朋友和政敌再一次“抬轿子”。胡适心中明白,虽然人们在提到“五四”文学革命时,常把他与陈独秀齐名,其实这对于他来说是溢美之言,真正的旗手是陈独秀,自己最多是把“第二小提琴”。而且那时,他是一个还在美国留学的学生。现在,他再也不愿承担这样的角色了。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②《胡适往来书信选》(中),第144页

    

    胡适和陈的学生傅斯年、王森然等,也曾为陈独秀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政治上感到十分惋惜,认为他若专心于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1934年,王森然得知陈独秀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特发评论说:

    

    “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字,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已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故每当大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座震惊奇绝,或拍掌称快,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使先生终为政治家,而不能成为革命理论家,可胜惜哉。”①陈独秀没有成为革命的理论家,却成了一位很有名望的文字学家。他的拼音文字稿托胡适交给商务印书馆后,由于该馆主持人王云五担心陈独秀是当局通缉的“共党首领”,所以其书始终未能出版。但这并未打击他从事文字学研究的积极性,这次入狱后,他仍继续潜心他的文字学著述,最后终于硕果累累,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类:

    

    ①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23-224页

    

    第一类:音韵学方面

    

    《中国古代有复声母说》,这是一篇有独特见解的音韵论文。陈独秀深入研究中国古代语音后认为:“人类语言之起源,或由于惊呼感叹,或由于拟物之音,日渐演变孳乳,遂成语言。惊呼喊叹多演为韵及韵母,拟物之音多演为复声母。”论文对单韵字研究中传统的“叶韵”(“押韵”)和“通转”之说表示异义,提出以“复声母说”取代之。他认为,三百年来,中国音韵学者,知古韵读音不同合韵,无所谓叶韵,然仍为广韵韵目所拘,对许多字的读音不能解释,并以一字一声为天经地义而无可疑,于一字具有数声不得其解,乃造为通转之说。他指出这些都是荒谬的,“正确的解释,惟依古音有复声母之说,一字之音本有数声母;古代文字声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通转,犹之古代文字韵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叶韵。”作者最后强调:“笃守成说者,或目复声母之说为怪诞不经,余则以为些说乃追求中国原始语音新途径之一,其前途虽犹待芟荑开辟,而比之旧说语意含糊无发音学根据之任意通转,不失为踏实可寻之途径也。”①陈独秀出狱后,1937年11月,该文发表在《东方杂志》第34卷第20号和21号上。

    

    《连语类编》,此稿是为其“古代有复声母说”提供证据的,汇编了古籍中遗留有复声母痕迹的连语(转语,连绵词),“辟华语单音节之说”。陈独秀在自序中说,作“此书非徒以考古”,乃为推动中国拼音文字的推广,“中国拼音文字之难行,简单及言为二大障碍,古今语皆多复音之义明,拼音文字之障碍去其一矣。”②此稿在狱中时未出版,随作者辗转到江津,因北大同学会资助其晚年生活费,1941年春取出此稿,书短序赠送北大以报答,但因战时困难,仍未出版。

    

    《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此表把古音分成四类十系,将《说文》、《至篇》、《广韵》、《集韵》所收之字,依类录入,见古音阴阳人三声之互相通转,其条理至为明晰。此表在狱中写了初稿,1941年初重订,作自序,油印25份,征求文字学家魏建功、陈钟凡、顾颉刚等(均为陈独秀的学生)意见。魏建功等认为“此作开古音学一新纪元”,但具体的学术观点,不能完全苟同。陈钟凡认为:“古韵非一成不变之物,周秦与汉魏,未必同符,隋唐以后,变化益繁;欲范以定型,恐难苟合。”③他写信给陈独秀说:“今所谓古人阴阳互用之字,当古人互用时,其音值究为何如,似尚待精密之研讨,遽难加以断论。”④陈独秀表示,此乃一人之见,持反对意见者必不乏人,各方异议,拟汇齐将来作一后序总讨论,给予答复。1940年冬,陈独秀重订此稿,1941年秋写了自序一篇,在江津白。沙镇油印若干册,馈赠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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