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向还是有的，但他们始终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还是我刚才的那个意思，他们是不轻易附和别人的，也是这个原因，《新青年》风波后，别人不来稿了，惟有周氏兄弟还来稿。”陈独秀说。
陈独秀还清楚地记得，胡适、钱玄同当时就不来稿了。在陈独秀遇到最困难的时候，鲁迅还给他来稿，这是陈独秀始终不忘记鲁迅兄弟的主要原因。当他们谈到现在社会上对鲁迅有褒有贬时，陈独秀兴致勃勃地说：
“我在党内时，曾为他打抱不平，那时党中一班人骂他一文不值。现在又抬他到天上，成了神。鲁迅先生不是狗，也不是神，是个有文学天才的人。”
“可愿为鲁迅作一篇纪念文章？”濮德治问陈独秀。
“可以，但现在不行。”陈独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他打算将来有时间，一定要写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
３
１９３３年夏季的一天，一位七分人才、三分打扮的时髦女士来探监，因为是看陈独秀，典狱长没有叫她填登记簿。见她只有二十五六岁，就问她与陈独秀是什么关系？女士回答是“学生”。典狱长带她到了陈独秀牢房，陈一看是潘兰珍来了，真是喜出望外，一下子把他惊呆了。
陈独秀自１９３０年秋天，在上海熙华德路石库门时结识潘兰珍后不久，两人就成了事实上的夫妻，生活也过得十分融洽。但有时也难免发生口角，正好在陈被捕前一个月，两人为一件小事争执起来，潘兰珍一气之下，赌气跑回浦东的娘家去了。所以陈独秀被捕时，她才得以幸免。潘兰珍走后，陈独秀将潘的羊皮袍子及驼绒被子当了，将当票和潘兰珍一点值钱的东西用一个小布袋装好，放到中间抽屉里面。他想，等潘兰珍气消了，她一定还会回来的。万万没想到等不到潘兰珍回来，陈独秀就被捕了。
陈独秀被捕后，对潘兰珍一直放心不下，处处为潘兰珍着想，委托他的学生，原黄埔军校教官，早期中共党员，后为托派的高语罕做善后工作。从１９３２年１１月第２年３月，陈写了好几封信给高。首先对出于无奈对潘隐瞒身份达两年之久表示歉意，并问潘：“对于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实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物，有怨言否？”他对自己被捕并不紧张，但因此给潘造成损失，却感到难过。
被捕半个月后，还要高语罕再到位于岳州路永吉里号的他家里寻觅潘的钱物，说在其书桌抽屉内藏有一个布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他还提议潘从此与自己断绝关系，自谋出路，以免受到不必要的牵连。当时托派组织还想帮助潘，陈则说：“潘女士她浦东有父母，她能在香烟厂做工，不需要我们帮助，并且事已揭开，她必不愿受我们帮助也。”不料，潘兰珍不避嫌，不怕险，要来南京狱中探望陈独秀。陈立即托高语罕加以劝阻，说自己“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婉言劝她不必来监狱探望。
后来，由于潘兰珍坚持要来南京，与陈独秀共度患难，所以才有这次见面，陈独秀惊喜之余，忙问：“你怎么来了？”
潘兰珍见了陈独秀，两眼都红了，忍住泪说：“编排得真像，一会儿是南京人，一会儿姓李，这回真成南京人了。”
陈独秀连忙赔不是，说：“没办法。”
潘兰珍擦着泪说：“我这一辈子，尽受人骗。”陈独秀想到她以前受流氓哄骗生了孩子的事，忙解释说：“蒋介石悬赏那么多钱抓我，不化名怎么行？”
“化名又怎么样？化来化去，不还是抓来了。”潘兰珍说，她的声音已缓和多了。
陈独秀又问：“你怎知道我出事了？”
“我听人家说，抓到了阿西（当时上海人对共产党的称呼——引者注）的头子，我当是谁呢？一看报纸上的照片，我差点叫了出来，这不是我家老头子吗？”潘兰珍说到这里，笑了起来。
“我要高语罕告诉你，叫你不要来呀！”陈独秀说。
“是我自己要来的。”潘兰珍坚定地说道。
潘兰珍来了以后，陈独秀牢壁生辉，霞光万丈。坐牢之前，他穷得当衣当被，成天啃几个面包。坐牢之后，吃穿不愁，也无须东躲西藏，女友失而复得。想到这里，陈独秀心里真是乐滋滋的。
从１９３４年秋天开始，潘兰珍从上海迁居南京，先在陈的学生段锡朋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在监狱的附近租了一间小屋住，每天到狱中来照顾陈独秀的生活。上午９点来，下午５点回，中午在牢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