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节
起来。程老先生则以自己学富年高,也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见陈独秀不给脸面,就发火说陈独秀“不通”,陈则回报这位先生“浅薄”。一场彼此斗气的争辩,气得这位程老先生拿起拐杖扭头就要走。坐在一旁的濮德治忙上前劝解。

    

    陈独秀想了想,也是的,人家大老远而来看他,结果把老先生气成那样,也赶忙换了语气说:“是我不好,太认真。”程老先生见陈独秀讲和,也转怒为喜。当时为了化解两人的火气,濮德治还诌了一首打油诗:

    

    “一曰执杖一曰火,二翁不该动肝火,你不通来我不能,究竟人谁是浅薄,若非是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饭桌,异日争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

    

    陈独秀听了,连笑带骂地对濮德治说:“你这小鬼是浅薄,我要敲打你脑壳。”濮德治忙说:“我岂止浅薄,对于你们这一行我简直是无知。”①后来陈独秀谈到中央大学校校长罗家伦是他的学生,答应推荐程老先生去教文史,程老先生才千恩万谢地走了。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10月。

    

    陈独秀在狱中生活期间,他的许多亲朋好友都亲自赶来狱中探望,有的还来过多次。但也有一些老朋友,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来狱中探望过他。但对他身陷囹圄仍十分关心,非常想念,在文章书信中经常提到他。著名文学家鲁迅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传出后,鲁迅就特别关注。他于当年12月14日写《自选集》自序时,特地提到陈独秀和自己早年的交往,“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躯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绝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1933年3月5日,鲁迅写《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直接提到陈独秀的名字,“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地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须记得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1933年12月31日夜,鲁迅写《南腔北调<守常全集>题记》,回忆他与李大钊相识的经过时,也提到了陈独秀。“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

    

    1934年夏天,原《新青年》编辑部同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去内蒙古调查方言,不幸染病,回北京后去世。北大为刘半农举行追悼会时,胡适作了一副挽联:“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伙如今又少一个;拼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之中无人不念半农。”当时李小峰请鲁迅写篇文章纪念他,鲁迅写了《怀刘半农君》一文,文中除了表示对刘半农深切怀念外,又重点提到陈独秀与胡适。“《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1935年的春天,鲁迅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时,又想到“五四”时期的

    

    《新青年》。他说:“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

    

    1936年10月9日,鲁迅不幸因病去世。正在狱中的陈独秀对濮德治说:

    

    “我很佩服鲁迅,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和世界第一流作家及中国古典作家比呢?”濮德治问。

    

    “怕还有一段距离。”在陈独秀看来“五四”以后,鲁迅算是一个知名作家。

    

    “你认为鲁迅的作品好在哪里?”濮德治又问道。

    

    “有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个性。”陈独秀不假思索地说。他从藤椅上站起来走了几步,接着说:

    

    “以我私见,鲁迅先生的作品,还有他的弟弟周启明(周作人——引者注)的作品,在《新青年》中有价值,就是因为他们不附和别人。”

    

    “当时适之与守常争论问题和主义,他们为什么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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