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当年的３月中旬，苏联驻华代表那桑诺夫、福金等人在给苏共中央的去信中，仍乐观地相信陈独秀在中共党内享有巨大的威望，能够继续成为党的领袖之一。他们根本没料到，中国的形势会变化得如此之快，简直让人目不暇接。他们的预言仅在一个多月后，就遇到了挑战。
５月的武汉上空，乌云密布，阴霾笼罩。处在反革命势力包围中的武汉国民政府四面楚歌，岌岌可危。
１７日，驻守宜昌的独立１４师师长夏斗寅，趁武汉主力军队第二次北伐之际叛变，进攻武汉，抵达距武昌仅２０公里的纸坊，被第４军的叶挺部队粉碎。２１日，驻长沙的第３５军３３团团长许克祥叛变，一夜之间，搜捕共产党和工农群众３０００余人，杀１００余人。中共湖南省委决定２０日发动长沙附近１０万农民自卫队，围攻许克祥，由于组织协调不当，最终失败。此时的武汉政权，经济萧条，人心惶惶，到处是地主豪绅、资本家咒骂工农运动的喧嚣声音。
５月底，共产国际的两个紧急指示传到中国，史称“五月指示”。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组建一支５个师或１０个师的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接到指示后，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罗易、鲍罗廷、维金斯基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在会上默默地听着罗易一字一句地念着电报，半天没说一句话。他陷入了沉思，这份仿佛天外来音的共产国际指示一旦拿出来在党内公布，必然将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于是，他理了理头绪，缓慢地说道：“我主张先不忙着把这个电报内容公布出去，以免引起思想上的波动。”
他停了停，继续说道：“国际主张维护与国民党左派的统一战线，如果执行国际指示，势必导致联合战线破裂
经陈独秀这么一说，鲍罗廷、维金斯基转而一想，也觉得莫斯科太不了解武汉的形势，目前无法执行这个指示。罗易则认为，只要汪精卫同意了就可以执行。于是，在给共产国际的回电中，他字斟句酌地写道：“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执行。”
６月１日，罗易邀请汪精卫到他寓所。寒暄之后，罗易问汪精卫是否看到过最近共产国际的电报。汪不知所云，于是连忙问是什么电报。罗易竹筒倒豆子般地将国际指示的内容全盘说给汪听。汪精卫听后，既惊又喜。他惊的是，共产国际竟然指示共产党发动土地革命、组织军队，这不明明是威胁武汉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吗？喜的是，这样一份高度机密的共产党文件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竟如此全不费功夫。
汪精卫不愧是政坛老手，表面上丝毫不动声色，临分手才对罗易说：“是否可以给我一份译文？”
罗易犹豫了片刻，随后点头答应了。
翌日，天真的罗易亲自将电报的抄本送交给汪精卫。汪精卫大喜过望，连忙说：“谢谢，谢谢”，便把罗易打发走了。此后，汪精卫便以此为借口，大肆进行“分共”的准备活动。
进入６月份以后，武汉的天气渐渐地热了起来，闷热的夏天就要来到了。武汉国民政府与中共的对立之势，也如同夏日的骄阳一样，日趋紧张。汪精卫进一步加快了“分共”的步伐，而陈独秀等人却一再错误地估计了日益严峻的形势，导致革命的大好局面顷刻间消失殆尽，再也无法逆转。
６月１０日，冯玉祥邀请汪精卫、孙科、徐谦、邓演达、唐生智、张发奎、于右任、鲍罗廷等人，在郑州的陇海花园召开会议，史称“郑州会议”。为了弄清会议情况，了解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张国焘也在会议前一天赶到了郑州。汪精卫在会上大发反共议论，指责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是破坏国民革命，应予严厉制止。孙科、徐谦也大谈武汉的困难以及他们最不满意的几方面情况。
３３军军长何键，则攻击湖南农民运动“糟成一团”。汪、孙、何等人一唱一和，再加上冯玉祥的默认，郑州会议实际上成为汪精卫等人密谋分共的一次预备会议。
虽然张国焘对郑州会议上汪精卫等人的基本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并及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但陈独秀仍然对汪精卫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对郑州会议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的文章，坚持认为郑州会议是一次公开的讨蒋会议。这一次，陈独秀又错了。他要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