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阵前喊话，散发宣传品，针对性强，又都是实话，对晋绥军官兵产生很大的冲击力。如快板《东山解放后的太原形势》这样说：
太原城东是大山，汾河往西还是山，太原好象饭碗底，孤孤摆在汾河滩。阎锡山，自己讲，太原形势像人像：东山好比太原头，手是南北飞机场；石咀子和风梁阁，好比双眼高又亮；两脚伸在汾河西，太原市内是五脏；四大要塞是屏障，牛驼寨，是生命。
阎匪自己画的像，已被扯破多半张：两手干脆被打断，两腿胳膊受了伤；两只眼睛早剜掉，脑袋已经离肩膀；大炮架在山头上，炮弹打在内五脏；阎匪饥饿又恐慌，等着破肚来开膛。
解放军的团团围困，饥寒交迫的难挨日月，毫无出路的绝望情绪，推动着晋绥军官兵纷纷投降。由单独行动，逐步发展到整班整排甚至整营。到了这种时候，阎锡山再有欺骗和控制的办法，使用起来也不灵了。围困期间，晋绥军官兵先后有12000多人主动投诚，使阎锡山眼睁睁地损失了一个整编师。
太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阎锡山预感到太原要失守，在作困兽之斗的同时，加紧搜括和转移财富，为最后的逃亡做准备。此时，他那善于投机取利的才能又得以发挥。为了转移资金，以支持中央政府发行“金圆券”之名，从山西各营业单位提出黄金一万两，派飞机运往南京，兑换成金圆券，准备发一笔财。但后来兑值跌落，他不肯吃亏，又要求退还黄金。蒋介石岂肯将到手的黄金再吐出来，于是批准换给外汇，但此外汇必须向指定国购买面粉。不得已，山西这一万两黄金就变成了4000吨面粉。面粉运不回来，只好存在上海，希望价格上涨时抛出去再赚一笔。到上海也不安全了，阎锡山命人将面粉仓皇拍卖，携巨款逃到了台湾。1948年年末，阎锡山又命令省内外的大量官办工商业结束业务，将货物折款转移到上海，时值黄金四万五千两之多。除了现成财产的掠取，阎锡山还趁机大吃空额，克扣粮饷，大发“国难”财。南京政府发给的粮饷，按20万人的编制领取，而实际人数还不到10万。从南京领到的粮食，除不足一半空运到太原外，其余留在了上海、汉口、青岛等地，折款到手，月得黄金五千余两。仅此一项，按起、止十个月计，阎锡山即得黄金五万余两。其它军服布匹棉花，莫不如此处置，又得黄金合计一万五千余两。真可谓心刁手黑，生财有术。
1948年12月，阎锡山亲自飞到南京，向蒋介石诉苦说：“太原被围已届三月，粮弹补给已感极度困难。”然而，这时的蒋介石已经自顾不暇，没有余力顾及太原了。阎锡山冒着危险，辛辛苦苦跑了一趟，也没有求来什么援助，只好把军政官员和部队的裤带勒得更紧。至于民众，更是陷入了惨不忍睹的境地。阎锡山一筹莫展，每日里焦躁不已，也顾不得再装什么虚假面孔遮遮掩掩了，把渺茫的希望寄托到了扶乩打卦的巫婆神汉身上。从求得的“好”卦象或“吉祥”乩辞中得到点滴安慰，更重要的是用这些名堂来欺骗和安定人心。
1949年1月，在南京的贾景德奉蒋介石的命令，给阎锡山发来一个指示性质的电报，称：“一、就大局看，太原绝难长久支持，请速退往西安，担任西北行营主任，负指挥西北各处重责。干部由陈纳德用飞机接走，军队尽量西撤。由胡宗南派遣精锐，从离石军渡到太原的公路，打开一条走廊，另由陈纳德的飞虎队，抽战斗机100架次掩护西撤；二、共产党对太原兵工厂很重视，放弃太原的时候，一定要把兵工厂破坏。”应当说，蒋介石的这个意见，是从大局出发，对阎锡山还是一片爱护之情。但阎锡山不同意，他要死守太原。明知没有出路，为何主张死守？因为阎锡山的政治生命，是与山西紧密相连的。离开山西，他就成了无根之草。未到最后关头，他还要拼命再赌一把。
1949年1月31日，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因傅作义原是晋绥将军，这一事件在山西就引起特别大的震动。阎的一位亲信曾这样说：“会长在1927年能看见国民革命军是刚升起的太阳，毅然换上青天白日旗，今天看见共产党这个刚升起的太阳，为什么不能和平地换上红旗呢？”但这种步傅作义后尘，求和平解放的进言，都被阎锡山“把口封死”了。当时居住在北京的山西人士，许多曾是阎锡山的亲信或部下，如温寿泉、郭宗汾、赵丕廉等，他们都希望太原能仿照北平，和平解决；而在晋中战役中被俘的晋绥军高级将领赵承绶等，也一再写信给阎锡山，劝他识大局，顺大势，争取和平解决太原。中共中央则允诺，阎锡山如能改变过去的立场，可考虑让他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但阎锡山对这些善意的言论和举措，一概拒绝，还特别召开会议，大骂傅作义，大骂赵承绶等人是“没人格，不要脸”。1949年2月，在为几个到太原采访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