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强对社会各界的控制，阎锡山还向封建帮会乞请援兵。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将旧有帮会“组织化”、“现代化”，发挥其在社会上的重大潜力。在克难坡先后建立起了阎记青帮“安青进步委员会”和阎记洪帮“进步总社”。安青会的帮号为“明德堂”，阎锡山自封为嘉白帮大字班老前辈，道号称“阎大成”。大部分文武官员都加入此帮，各自发展徒子徒孙。进步总社的帮号为“进步堂”，奉阎锡山为山主，化名为“齐继川”。
阎锡山及其智囊们费了许多心机，搞了这么多名堂，实现了他“以同志会主张，为自己目标努力，以洪门力量，团结民众，领导民众”的目标，在晋西一隅之地，巩固了阎家天下。在竭力巩固自己的地盘，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方面，确实，阎锡山比别人做得更多，更用心，也更有效。但他面前的路却是越走越窄。经历过十二月事变之后，与八路军和新军的隔阂已是难以消除。在重庆方面，还不断有人放风说，山西因为阎先生搞什么“执两用中”，把共产党也当成“两”中之一来运用，结果是被共产党渗入军队，把他的看家本钱弄得几乎瓦解。大有兴师问罪之势，使阎锡山伤心、恼火而又惊惧。不论面子上如何亲热，从根本上，与蒋介石的利害冲突不可调和；从自己在山西称王称霸的需要出发，与共产党的联合也势将破裂。三颗鸡蛋已经踩破了两颗，剩下的路，阎锡山该如何走呢？
弃民族大义 公然与日伪合流
阎锡山与日本人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的不少同学，后来都是侵华日军的大小头目。利用与日本人熟悉的关系，阎锡山也早就与日本有经济往来。1917年，阎就向日本驻北京的大仓洋行购买过军火，而这个大仓洋行实际上是日本军阀与中国亲日军阀勾结的特务机关。到二十年代，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铃木高桥，曾两度到太原与阎锡山拉关系。土肥原是阎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经常来往于京、津、太原之间，对山西的地理情况作了极为详细的侦察。日军破坏阎锡山“大同会战”的计划，军队直插地势复杂的平型一带，就是土肥原事前侦察地形的结果。阎参加“北伐”时，也是得到了日本在天津驻屯军的大力支持，才顺利地占据了平、津两市。而阎、冯倒蒋的中原大战，是得到日本帝国主义背后的支持的。阎失败后受蒋介石的一再逼迫，从天津逃往日本控制下的大连，乘坐的是日本特别提供的轮船。从大连跑回山西，也用的是日本特别提供的飞机。七七事变前，日本在并无商务来往也无日侨居住的太原、大同派驻了领事，日本特务在太原多处设立机构，阎锡山都视而不见，默然允许。所以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对阎锡山是一面拉拢，一面压迫；阎则是一面与日寇勾结，一面表示要“守土抗战”。他的如意算盘是用讨好换得日军不攻山西，而晋绥军也不出山西作战，彼此相安无事，自己只得好处不吃亏。只要保住自己在山西的利益，阎锡山不仅对日本人没什么仇恨，实际上反倒是寄予厚望的。
七七事变后，抗战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建立并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努力，全国人民不断高涨的抗战热情，从不同的方面，给了阎锡山以很大的影响。一方面，他看到，公然投靠日寇，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为全国人民唾骂的对象，心有所忌，不敢冒然走出这一步。而利用抗战的口号，却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有利于增强自己的实力，有利于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有利于维护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另一方面，与陕北红军隔河而居的地理条件，使他产生了利用红军对抗日军，对抗蒋介石的暗算，从而保住自己的地盘的想法。保住自己在山西的利益，从来就是阎锡山一切算计的出发点。因此，当日军逼近山西，他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当共产党把东征红军撤回，诚心诚意与他联合抗日的时候，阎锡山选择了联共抗战的正确路线，并在山西大地上做出了轰轰烈烈的抗战壮举。
但是，阎锡山的阶级立场和利益，与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战从根本上是不一致的，当他感到自己独霸山西的愿望受到威胁的时候，他的立场和行为就发生了变化。
1941年7月，在举办“烘炉训练”的同时，阎锡山就开始处心积虑地为自己的转向制造舆论。他到处宣讲“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实用主义哲学，对他的高干们说：“我们无论如何要以生存为目的，只要能存在，采取任何手段都在所不惜。”他还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