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的通知，阎锡山不由得喜悦难抑，感慨万分。由山西到晋绥，由晋绥到四省二市，一个原来在全国排不上名次的小省穷省的督军，就这样一步步攀升，而今居然得到了全国的政权。因此，尽管此时倒蒋战争已经走向滑坡，前线日益吃紧，他还是要尝尝当国家元首的荣耀和威风。于是，9月7日，阎锡山在大批亲信的簇拥下，从津浦前线赶到北平参加国民政府主席的就职典礼。
阎锡山迷信风水之说，接受了一些政客的建议，把典礼安排在民国19年（即1930年）9月9日9时举行。按阎的意思，还想在“四九”之上再加一个“九”，将时辰定为民国19年9月9日9时9分，以合《易经》中所说的“九五”飞龙在天之象，表示自己以“九五”之尊君临天下，是合天时、顺天意的帝王之兆。可能是这第五个“九”操作起来实在困难吧，阎最终接受了“四九”的时辰，被人们称为四九小朝廷。而不久之后，又有了新的说法：四个九字相加是三十六，恰好与“三十六计，走为上”相合，预示着这个小朝廷的狼狈和短命。
且说民国19年9月9日9时，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内灯火通明，一派庄严热烈景象。数十名中外记者进行采访，熙熙攘攘。阎锡山、汪精卫等头面人物身穿长袍，满脸严肃和得意，缓缓步入会堂，依次在主席台就座。阎和汪在誓辞中说：“余誓以至诚，尊奉总理遗教，实行本党三民主义及政策，必信必忠，始终不渝。谨誓。”标志着他们取代了蒋介石，成了孙中山遗训的执行者。与会者鼓掌欢呼，气氛自是热烈。数十名中外记者频频摄影，迈着急匆匆的步伐在会场中穿梭，也有一番庄重景象。
但不管阎锡山和汪精卫等人政治上感觉如何得意，军事行动却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随着战事进展，蒋介石已取得明显优势，拥有30万大军，标榜“中立”的张学良，也就渐渐将倾斜的重心移向蒋方。加上阎锡山限于权力和财力，派往东北的代表开出的价格太低，在张学良面前倍受冷遇，情况就更是急转直下地恶化。阎锡山派往沈阳的代表，开始只有500元活动经费，应酬场合，不敢露面。后来贾景德等人去后，经费仍然是捉襟见肘。一次，张学良的秘书直言不讳地提出要山西资助军费，开口就是300万。贾不能做主，忙报告阎锡山，阎锡山咬咬牙答应给50万。而蒋介石那面，情况全然不同。蒋派吴铁城等人到沈阳，在中国银行开了帐户，允诺只要能拉住张学良，就可不拘数目，随时提用。吴铁城用金钱把张学良的左右都收买下，因此，对张的一举一动，都能了如指掌。张学良要军费300万，吴铁城一口答应给500万。蒋介石还特意在东北兵工厂买了10万支枪，每支价格比市价高出25元，等于送给张学良250万。南京政府答应拨给东北1000万，用以整理奉票和偿付外债。在政治上，蒋介石也开出大额的优惠清单：允诺给东北军大笔军费；答应由张学良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由其部下任平津卫戍司令和河北省主席；胜利后，冀、察、绥、鲁四省及平津地区由张全权管理，包括人事任免等中央都不予干涉等等。由于实力悬殊，阎与蒋争拉张学良，本来就是一场极不对称的拉力赛，而阎锡山的小奸商作派又何能与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历炼出的气势相提并论？军阀之间，政治也是经济的继续。如此丰厚的报酬，当然有极大的诱惑力。张学良本来就是要坐收渔人之利的，加上张的左右无不主张拥蒋倒阎，见时机已到，于是表示，如蒋军攻下济南，东北即可出兵。张同时也将此意思透给阎锡山，算是不得罪老交情，也算是敲边鼓警告。8月中旬，济南已经被蒋军占领，东北军入关已是迫在眉睫。因此，前线告急。阎锡山来不及享受国家元首的种种荣耀，也不敢在北平久待，匆匆赶回石家庄亲自督战，企图借着政治上暂时兴旺的气势，将军事上的颓势和危势扭转过来。几天之后，为了安抚和鼓励士气，让军阀们尝到取得全国政权的甜头，阎锡山又慷慨地增补石友三、刘文辉为国民政府委员，使国府委员由七名增到九名。
但政治上的“胜利”难以挽回军事上的失败。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入关，呼吁交战各方立即罢兵停战，等候中央政府处理。张学良的大军源源不断开进关内，压向平津。这实际上是替南京政府擂鼓助威，对反蒋联军无疑是沉重的背后一击。反蒋联军背腹受敌，汪精卫和阎锡山都退到了石家庄。对阎锡山来说，已经到手的“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辉煌头衔极具吸引力，不甘心随手弃之；而想到一旦失败将会遭遇的惩罚则又惊恐不已。阎锡山在石家庄正太大饭店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是好。汪精卫主张：“一不做，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