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国的大局来看，陈永贵耿耿于怀的昔阳的西水东调工程无非是中国人民见惯了的一项“首长工程”，而大寨接受国家多少支援的问题也无非是先进典型都难免吃上几口的小灶肉多肉少的问题。（注：至于这些小灶偏饭的准确斤两，陈大斌先生在《饥饿引发的变革》第346页提供了一些数字，录以备考：1、县社机关干部、厂矿工人和兄弟社队出动劳动力给大寨提供了大量无偿支援。2、大寨接待站六七十个工作人员，每年要给大寨投工四千多个。3、县和公社的专业队和一些军人无偿参加了大寨的水利建设和整修土地工程，大寨的五个蓄水池和十多里长的渠道、涵洞和渡槽都是他们修建的。其中有一个解放军连队，每年人数不等地从1974年一直干到1979年。4、中国科学院和省地县社科技人员所组成的五级农业科学服务队20到30人，从1969年到1977年，每年冬春在大寨搞试验，大队划出的30亩试验地，基本上是由他们收种和管理。陈大斌先生曾于1980年率领新闻界联合调查组赴昔阳调查，当时他是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组组长。）这些都不重要，都是根本无法与大寨模式的历史功过相提并论的小事。可是陈永贵有他那套植根于山西庄稼汉的价值标准，这两件事在他的心头份量极重。“眼看就成事了，没搞成。”陈永贵叹着气说，“停啦。东西全堆在那儿锈啦，没搞成。唉，没搞成。”陈永贵生在昔阳长在昔阳，死后也要葬在昔阳，有了西水东调，昔阳的子孙后代就永远不愁用水了。在陈永贵心里，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是叫他死不瞑目的大事。
临终前三天，1986年3月23日，陈永贵疼痛难忍。医生给他用药，他拉住了医生的手不让。他说：“我明白，你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派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我的病是治不好了，不要为我再浪费药品了。”
陈永贵叫人赶快把张怀英叫到北京，托他照管陈明珠，请他原谅“批三个六年”，还流着泪回顾了自己的一生。陈永贵谈到他对中国的前途的担心，谈到对民族精神不振的忧虑，谈到了许多使他饱尝世态炎凉的昔阳干部。
三天后，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时，陈永贵最后一次睡着了。他好像睡得很沉，对亲人的呼唤没有任何反应。傍晚，亲属和许多朋友都来了。围着他默默地看着。陈永贵的厚嘴唇微微颤动，似乎想说什么。
当天晚上，新华社会发布消息，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６日电）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986年3月26日20时3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陈永贵同志病重期间，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习仲勋、胡启立、郝建秀、王兆国等中央领导同志，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德忠，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阮泊生等，以及陈永贵同志在大寨和北京东郊农场的生前友好，先后前往医院看望。
陈永贵同志是山西省昔阳县人，1914年出生于贫农家庭，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初期，他先后担任大寨村生产委员、党支部书记、农业社主任，曾当选为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同志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县、地区和省的奖励。解放初期，他坚决听党的话，带头组织互相合作社，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促进山区农业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业的力量。他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曾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
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83年，陈永贵同志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他愉快地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几年来，他注意联系群众，关心农场的发展，得到农场干部、工人的好评。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这条消息是经过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的审阅修改发出的，因此在相当的程度上代表了中共中央对陈永贵的评价。关于陈永贵的生平的那段文字后还被刻在他的墓碑上。
陈永贵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宝山火葬场的一间告别室里，聚集了200来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这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