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社第一年就减产，农民拉牛退社。关的关，押的押，杀的杀，硬把一股潮流压回去了。
“学大寨费了多大劲呀！省委书记下去兼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兼公社书记，层层下去抓，强有力的领导，可他就是不干活！”B55
毛泽东也知道自己没有成功。因此，当尼克松说他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时候，毛泽东回答道：“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B56
没有人知道毛泽东说的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指的是什么。莫非是十三陵水库？那正是革命精神的产物，是他亲自挥锹劳动过的地方。在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几十年间，特别是在大跃进和农业学大寨期间，用这种方法修建起来的水库和各种水利设施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的纪录。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的有效灌溉面积由29亿亩猛增到67亿亩，翻了一番还多，二十年顶上数千年。中国人民至今受益。
现在，毛泽东撒手而去，轮到他提拔起来的陈永贵自己面对不声不响的汪洋大海了。
凭借毛泽东主席的余威，中国农村大体上依然平静。陈永贵觉得很乐观，乐观得有些轻敌。1977年6月2日，在全国三夏生产会议上，陈永贵兴奋地鼓励大家大干快上，他认为这没什么难的。“困难吗？”陈永贵问道，“不那么困难。昔阳平均三年翻一番，十年翻三番，哪有那么多重重困难呢？”然而好景不长，1978年秋，当饿死的危险再次威胁了胆子并不大的中国农民的时候，情况就开始变了。
1978年安徽大旱。眼看凭着集体半死不活的力量根本无法种上小麦了，肥西县山南公社斗胆把土地“借”给社员种一年渡荒，并不敢叫作“包”。这些地到了社员手里，居然变奇迹般地种上了，而且种得挺好，挺及时。
稍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干部社员想了一个更冒的办法，他们偷偷写了一份秘密协定，表面上仍旧伙着干，实际上把地分到各户。一天晚上，这些不想再逃荒要饭的农民凑在灯下，像搞地下工作似地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队干部宣读了一份有许多错别字的秘密协定，大家向老天爷起誓，如果队干部因包产到户蹲了监狱，全村人养他一家老小，把孩子供到长大成人。他们起誓，如果谁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天打五雷轰，三代不得好死。宣读之后，队干部问众人有什么意见，众人没有异议。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第一个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了手印，随后，这张后来进了历史博物馆的秘密协定歪歪扭扭地按满了血红的手印。这些普普通通，不愿意白白吃亏，又不愿意受穷的农民，豁出杀头坐牢，与陈永贵代表的大寨道路分手了。几年后席卷中国的大包干浪潮表明，这些要想悄悄地过安生日子的农民，虽然并不那么大公无私一心为革命，并不像陈永贵那么合乎毛泽东的革命家的口味，却比陈永贵这位钦定的农民代表更能代表中国农民。
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小岗的秘密不久就传到了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的耳朵里。凤阳县委里发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县委班子里有人对严宏昌骂道：社会主义这壶尿都让你倒光了！我抓起来你！但是陈庭元替他说了好话，凤阳县所属的滁县地区的地委书记王郁昭也替严宏昌挡住了纠偏的攻势。这是与陈永贵的努力完全相反的另外一种英雄气概。他们很清楚不纠就是罪过，也知道纠了就要坑害农民，但他们甘愿冒巨大的政治风险，也放了这棵“资本主义的苗”的生。
1978年10月中旬，安徽省省委书记万里召见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让他汇报凤阳等县搞包产到户的情况。王郁昭心里打鼓，不知汇报到什么程度合适。这个题目极容易出走资派和右派，一句话说不好就完蛋。他问前来转达万里召见的口信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讲到什么程度才好。张广友追随万里多年，知道坏不了事，笑道：“你敞开讲。”
晚饭后，王郁昭到万里的住所，把滁县农村的实况和自己的想法全盘端了出来。他一边说一边留心万里的神色，万里平和地听着，毫无不悦的迹象。等他讲完了，万里表态说：“既然群众都愿意，就应当允许他们去实践。”他告诉王郁昭，各级领导都不要站在群众对立面去抵制，要认真搞好调查研究。
王郁昭喜出望外。这些话貌似平淡，用在这里却能引发一场狂风巨浪。农民发起的制度变革获得了省一级的保护，将导致变革的扩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