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又继续揭自己的家丑说：“还有一件事，就是一个河北搞修建的哩，送给我家一瓶香油，六支小挂面，一斤花生。据说是接待站九昌相跟送去的。现在人也找不到普及就可以消除社会矛盾。他曾在美国和英国试办共产主义，要赶快给人家。给九昌给钱处理。你不要看这是小意思，在大寨搞了半个月，搞下二千元，……主要是社员的问题，尤其是各行各业，副业、牧业、林业。白天搞副业，黑夜搞自己的箱子。凡是有点技术的，铁工、木工、泥工都在晚上干私活。摸上大队的东西，为私人做事，自己挣钱。白天搞社会主义，晚上搞资本主义。”B19
这场从1973年11月搞起的纠正化公为私运动最后愈演愈烈，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一直割到家庭，割到炕头。坐在炕头编草帽成了资本主义，昔阳的草帽业就彻底完了，用草帽只好从外边进。
陈永贵回到昔阳，一个是抓大干苦干，一个是抓资本主义倾向。这两个主题他常抓不懈，坚持始终。结果，昔阳出了“大批促大干”，“车马归队、劳力归田”等具有全国影响的经验，批资本主义批到山沟里、房前、家庭中、炕头上，凡是超出一猪一鸡一兔的规定的副业都被视为资本主义。
零碎事陈永贵也管。他要让社会主义十全十美，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有一天陪大庆客人参观，陈永贵发现路旁地里的黑豆有些缺苗。昔阳人习惯把黑豆和玉米掺在一起做成面食，土称“假豆腐”。这是当地营养价值较高的主食之一。陈永贵问陪同他们的安坪公社书记张如成：“为什么黑豆缺了苗？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你们不重视社员的吃假豆腐？”张如成答道：“今年重视了。个别地块豆子缺苗，已经补种。今年保证让社员吃上假豆腐。”
陈永贵问：“如果今年社员吃不上假豆腐，你知道要把你们怎呀？”张如成答道：“您说过，如果社员吃不上假豆腐，要把我公社党委碾了假豆腐面。”陈永贵笑道：“对，就是这样。”
昔阳有几个老大难。一个是医院，一个是剧团，还有一个是邮电局。邮电局服务态度不好，老百姓打电话不给好好接，报纸一压就是十天半个月。有人告到陈永贵耳朵里，陈永贵怒道：“邮电局就有人反大寨哩！”他下令邮电局整顿，派下一个工作组办学习班，让那些职工一个个的自我解剖，重新认识大寨精神：“大寨人什么精神？你什么？”待到那些神气惯了的国家职工被呛得倒噎气，一个个灰灰溜溜的时候，工作组又督促他们订下制度，保证城关看上当天的报纸，别的地方三天内看上报纸。这么一整，邮电局果然见好。
用类似的办法，陈永贵训过剧团，警告他们：“我处理您！”他还下令整顿过医院，撤了院长，把不好好给病人看病的医生下放劳动，什么时候改好了什么时候回来。
陈永贵在北京的时候，也经常打电话来询问情况，下达任务。他打电话总是深更半夜打，为此昔阳县委还形成了一套值班制度，主持县委工作的人半夜以前不能离开值班室回家，有时就干脆住在值班室随时接受老陈的指示。陈永贵不参加县委会议，可是会议上常常提到陈永贵，“老陈讲了”，“老陈说了”，等等。陈永贵不在如在，到处都有他的影子，他的影响。
陈永贵抓的昔阳这个点，不仅出了许多经验，还出了许多干部。自从陈永贵进了政治局，昔阳向外输出的县以上干部有三四十位。级别高的有当了山西省省委副书记的李韩锁，当了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王金籽，当了国务院农林部副部长的张福元。当上地委书记或省里厅局长的有张怀英、范喜凤、李艾虎、赵满仓和李福栋等人。当上县委书记的更多得难以细数，其中名气最大的要算平定县委书记李锁寿。
李锁寿原来是昔阳县南垴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被省季书记王谦看中。王谦找陈永贵死说活说，非要把李锁寿到自己的老家平定县当书记。李锁寿上任后，双脚走遍平定的山山水水，订出兴修水利的宏大计划，迅速改变了平定的落后面貌。李先念听说了，亲自安排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李锁寿，发了一篇轰动全国的长篇通讯：《社会主义的实干家李锁寿》山西作家马烽和孙谦到平定体验生活，写出了以李锁寿为原型的电影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拍成后为《泪痕》。李锁寿因此名声大振，一时成为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县委书记的楷模。
昔阳调出干部最初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陈永贵也表示尽快培养干部，“像战争年代一样甚时要甚时有，要多少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