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坐不住，总想出去遛遛，比如到北京郊区看看庄稼什么的。可是他这一级的干部一活动就要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办又要跟北京市打招呼，北京方面这个陪那个接，层层做好准备，弄得兴师动众，最后还是不自在。一天陈永贵在前呼后拥里去通县，偏偏赶上刮大风，路旁的树倒了，拦住去路。陈永贵的大儿子陈明珠来京看望父亲，陪着他坐在车里。陈永贵叹道：“唉，就不该出来。”他对陈明珠说：“可不自由哩，太管的咱严。唉，不自由！”
有一天下午，陈永贵不管三七二十一，非要自己上街遛遛。警卫班的头头是一位连长，大惊之下赶紧招呼人追了上去。陈永贵见人又跟上来了，黑着脸把那位连长训了一顿：“不让跟不让跟你们非跟着？你们要限制我自由哩？限制我接近群众？谁还怎么着我呀？你们搞甚哩？那拉连长也不吭气动均为意志所决定的心理学学说。主要代表有德国的冯特、美，反正是跟定了。最后双方妥协，警卫班的军人和贴身内卫张艮昌都换了便衣，远远地跟着陈永贵，紧张地看着他溜溜达达地进了地安门商场。
陈永贵没走几步，商场里就有人认出了这位副总理，人们便拥了上来，陈永贵一见情况不妙赶快撤退，大步流星地回了家。“怎么样？影响商场秩序啦？”工作人员问他。“再不你就化化装？”说着拿来了口罩和墨镜。陈永贵戴上口罩，说：“怪憋闷的。”又戴上墨镜，对着镜子一照，指着脑门上的刀刻般的皱纹笑道：“这是活商标么。”从此陈永贵便不再逛商场。除非赶上人大开会，东风市场专为代表们开夜场，陈永贵才有机会去转一转。
一天陈永贵想理发了。本来打个电话就会有理发师上门服务，可是陈永贵憋得难受，想出去走走。“别麻烦人家了，”陈永贵对张艮昌摆摆手说，“我出去理，你愿意跟就跟上，不许离近了。”说着就拿了顶大草帽扣在头上。那时正是八月盛夏，戴着大草帽并不扎眼。
交道口也算热闹地方，出门不远就有一个理发馆。陈永贵推门进去，理发师道：“您来啦？理个什么？”“推个光头。”陈永贵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答道。一摘草帽，人家认出来了，瞪大了眼睛发愣。张艮昌赶紧上前捅了理发师一下把新托马斯主义和进化论相结合。强调宇宙的进化是低级到，低声说：“别吭气。”理发师就不吭气，一言不发地给他推了个光头。推完了，陈永贵叫张艮昌交钱，人家却死活不收。陈永贵道：“理发就要给钱么，不能不给钱。”张艮昌掏了五毛钱扔下就走，出门一看，已经有一群人围了过来。陈永贵招招手，健步如飞地溜了，后边还有人紧着追了一会儿。陈永贵边走边对张艮昌发感慨道：“人怕出名猪怕壮。有什么好看的？我不也是个人么？”
有了这几次教训，陈永贵便不再自找麻烦了。想溜达就自己在院子里来回走。每天早晨早早地起来，别人还有睡觉，他已经像一只关起来的老虎一样转开了圈。
春天植树季节，陈永贵让人弄来四棵苹果树苗，两棵梨树苗、两棵水杉，又弄来点葡萄秧子栽在院子里。他看了一会警卫班的战士挖树坑，说：“我来吧。别看你年轻力壮，干这活你还不如我哩。”说着便抓过铁镐干脆利索地抡开来，那身手绝不像六十来岁的老人
六、透出火药味的第一次全农会
1975年9月15日上午，中国政界三个派别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华国锋和江青并排坐在昔阳县拖拉机厂的一个尚未装修的车间的条桌后边。在他们面前，37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省、地县农业方面的负责人坐在小板凳上。这就是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会场。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陈永贵、陈锡联、姚文元、吴桂贤、李素文等一批党政军要人。毛泽东让政治局委员能去的都去，于是一次规模盛大的高规格会议就出现了。邓小平评论道：这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的最多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像1962年的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20年的目标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会议，或相当于那次会议。”
当时，中国农业的形势不容乐观，不过各派政治力量对此的看法不尽相同。邓小平比较悲观，他认为农业很可能拉国家建设的后腿，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的是农业现代化，最费劲的也是农业现代化。他在开幕式的讲话中问道：“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他说：“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
江青听了挺不高兴，插话道：“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