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斗大体上止住了，但是山西并没有太平。红总战和红联站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敌视已经埋进心里，刘格平和张日清之间的公开对抗变成了谢振华与陈永贵之间的勾心斗角
五、与谢振华明争暗斗
刘格平一倒，杨承效一死，红总站方面官位最高、能量最大、名头最响、后台最硬的就数陈永贵了。虽然陈永贵已经表态“再也不搞派性啦，”可是一派把他当成救命草，另一派把他视为眼中钉，何去何从实在也由不得他。
谢振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统三晋之后，红联站方面扬眉吐气。除陈永贵所在的晋中地区外，红总站系统在全省范围内遭到沉重打击。武斗流血最多的晋东南枪毙了红总站派的红字号的一些头头，还有相当一批红总站派的人死于复仇性的“修理”或“退火”之中。当时的“修理”和“退火”手段集五千年文明史酷刑之大成，在生殖器上用刑方面还有新发明新创造。在政界，红总站方面的人纷纷失势落马，原来任省革委办事组组长(相当于今天的省委办公厅主任)的张怀英干脆被高离山西。后来，他本人想方设法调回了昔阳，谢振华仍然拒不正式任命他官职，直到谢振华本人失势。
谢振华当政后，整个山西都明白红总站如果有朝一日能翻身，必定是仰仗陈永贵之力。陈永贵对红联站的威胁极大，可是又没一个人有胆量公开站出来说大寨一个不字。这时，深谙兵家权谋的谢振华避开正面，不攻陈永贵而捧李顺达，用陈永贵的话说就是“扶西沟、压大寨”。
那一段时间，《山西日报》上每发一篇宣传大寨的文章，必登一篇颂扬西沟的稿子。不宣传大寨不行，但是宣扬西沟也没有错。毛主席请陈永贵吃过饭，也给李顺达敬过酒。陈永贵七十年代家喻户晓哲学人类学研究人的一门新兴学科。广义指哲学上一切，李顺达在五十年代就上过小学课本。于是你来我往，你一篇我一篇。你有陈永贵，我有李顺达，你有郭凤莲，我有申纪兰。唯一难以抗衡的是实打实的粮食。大寨的粮食产量硬邦邦地摆在那儿，就是比西沟高出一大截。西沟虽然盛产苹果，大寨的苹果苗还是西沟送的，可是毛主席说以粮为纲呀，抬出苹果来不是自找主麻烦吗？没别的办法，红联站方面就有人找李顺达谈粮食产量问题，似乎是想在多报少报上做做文章。
李顺达毕竟是正宗劳模，用解放初期的宣传小册子上的话说：“李顺达生的人高马大敦敦实实，一瞧就是个好受家。”B20让这位实实受受的庄稼汉说虚话也不容易，他给你谈起了五八年的浮夸风：“你是叫我干啥哩？纸糊的桥过不去人，一过就塌，栽死我你就高兴啦？”
怎么办？庄稼人爱地，红联站系统的谋士就以地诱之，告诉李顺达几十公里外的屯留县有荒地，让他派人去种。“废地？”李顺达不信。人家却说得很有根有据，国家体委在屯留的一个基地撤了，好几千亩的地都废了，荒着哪。李顺达一听地荒了真心疼，便动了心。于是李顺达就组织了一个西沟新队，西去几十公里到屯留种了两年地，打下粮食算西沟的。平白添上五百亩好地，西沟的粮食产量一下子就上去了，似乎也可以和大寨比比了。
所有这一切，陈永贵心里全明白。把五十年代的金星英雄扶起来与他这位当今的头号庄稼汉平起平坐抗膀子，实际上就是拉低了他陈永贵么。陈永贵心里不高兴，可是嘴上不说，在面子上一直也和谢振华李顺达过得去。这二位都是山西的大人物言理性只能认识静止的、僵固的东西，不能达到处于不断流，都是九大的中央委员，九大的路线是团结胜利的路线。陈永贵不是不懂谋略。
“九一三”事件后，全国上下搞起了批林整风，陈永贵与谢振华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1972年年初，周恩来在批林整风中开始公开纠“左”。当年秋，人民日报社奉周恩来之命在机关内部批判极左思潮，并于10月14日在报纸上登出三篇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当时中国老百姓对极左思潮的不满已成一触即发之势，《人民日报》公开一批，批极左的运动就走向全国，山西也在谢振华的领导下批了起来。
1967年11月，陈永贵夺昔阳之权的当年，便提议在昔阳全县搞大队核算。他说这是出于农田基本建设的迫切需要。其实他心里对一大二公的偏爱，对三级所有，逐级过渡理论的信奉也是很起作用的因素。陈永贵的这个提议因当时领导班子中有异议而作罢。次年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辩证法，着重阐述了社，昔阳粮食增产40%，人人振奋莫名。陈永贵再次提议全县实行大队核算，县革委一声令下，昔阳的所有制全变了，小队向大队的穷过渡平稳地胜利完成。其后几年，农田基建中少了你亏我赚之类的许多纠葛，确实方便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