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有些不对头的地方。山西的双方仍然在打，而且摆出事关身家性命的架式彼此往死里打，就像当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恶战一样。
陈永贵虽然卷入了派性斗争，但是他并不赞成武斗。“劳动人民一定会骂你们一千个、一万个败家子！”陈永贵在省城的一个报告会上骂道：“你们什么时候破坏，我们什么时候反对！武斗是走资派，牛鬼蛇神挑起来的，必须对幕后的坏头头及牛鬼蛇神专政！该关的就关，该抓的就抓，杀人的必须偿命！杀人的凶手，非杀不可！非杀不可！！”B17他拍桌子瞪眼睛地威胁着，可是话虽然说得厉害，两派之间照打不误，陈永贵也是干瞪眼没办法。他只能把昔阳管住，保证昔阳不打。
1969年7月，毛泽东在九届一次会议上劝各省坐下来谈谈之后又过了三个月，山西的武斗仍未平息。中共中央再一次把山西的头面人物召到北京解决问题。这次中央下了决心，非解决山西的武斗问题不可。
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针对山西的武斗发出措词极为严厉的“七·二三”布告，勒令各派停止武斗，实行大联合。布告宣布：“拒不执行者，由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强行缴械。”“打砸抢者法办。”毛泽东读过这篇杀气逼人的布告，大笔一挥写了两个字：“照办”。
此外，中共中央决定将刘格平和张日清留在北京，不准回省。由69军军长谢振华主持山西工作，69军政委曹中南和陈永贵任副手。从此，谢—陈体制取代了刘—张体制。
陈永贵在北京也挨了批。几位中央领导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批评他有派性，强令陈永贵在太原召开的公布《七·二三公告》的群众大会上做检讨。奉中央之命，新华社的一位记者替陈永贵写出了一篇发言稿，检讨他自己在山西群众中搞资产阶级派性。陈永贵一贯正确惯了，当众检讨堪称奇耻大辱。但是周恩来批评了他，他也不敢执拗，只有老老实实地低头检讨。（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96页）
至此，主帅易人，副帅检讨，山西两派的强弱关系立刻逆转，与军界关系密切的红联站一举压倒了刘格平时代占据优势的红总站。
谢振华与陈永贵并不是一派的，不过他们的对立不像刘格平和张日清那样尖锐，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和气。谢振华受命于战乱之时，使命就是平息武斗，促进两派联合。陈永贵也表态说：“再也不搞派性啦。”随后这二位便组织宣传落实“七·二三”布告，限期收缴武器弹药等等，大忙起来。
偏偏红总站的武斗力量的指挥人物杨承效压不住火，又领着部下搞了一次武斗。那天他的对立面组织在太原八中架着大喇叭搞文攻，攻来攻去把杨承效攻上火了。这位三十七八岁的汉子一怒之下，率人上去就把对方端了。谢振华早想收拾这位胆大妄为的杨承效，这下子正好撞到枪口上，当即就派部队将杨承效抓了起来。谢振华大造舆论，将杨承效的罪状发到近乎人手一份的程度，然后下令枪毙杨承效，立即执行。
杨承效其貌不扬，但是很有汉子气，刚硬敢干，口才好，敢玩命。他爱披一件军大衣，爱自己开吉普车，还自己开车几百里到昔阳去过几次，与陈永贵喝酒说笑，关系相当不错。杨承效文革中率先造反，带着十三冶的工人哥们夺权抢印打人，连省委书记卫恒也死于他的牢房里。他指挥红总站的武斗力量，上阵时专拣硬骨头啃，而且几乎每战必胜。生时以心硬手狠名震山西，被枪毙时不到40岁。红总站折了如此一员悍将，元气大伤，再缓过劲来已经是五年之后的事了。
在手握重权的谢振华显示了自己的决心之后，“七·二三”布告落实得比较顺利。至8月13日，布告颁布不过20天，山西已收缴五万多条枪，两千多门炮。各地武斗渐渐平息。
“七·二三”布告颁布后的半年内，陈永贵东奔西走，代表省核心小组在万人乃至20万人的大会上频频讲话。他讲起刘格平和张日清来就像局外人一样：“我们要特别告诉大家，过去由于刘格平、张日清两同志长期不团结，闹分裂，搞资产阶级派性，……中央已决定把他们留在北京继续学习，斗私批修，不让他们回来。”B18
1969年8月14日，陈永贵时隔两年又回到当年受困的平遥。这次他是贯彻“七·二三”布告，批评两年前他支持过的，如今继续搞武斗的派别。他毫不留情地点了几位组织武斗专业队，私造武器弹药，继续搞打砸抢的头头的名，给他们狠上了一通纲和线。点过名之后他又回过头来警告当年包围他的那派人马：“这里，我们要提醒总司的那一派个别人不要高兴，不要幸灾乐祸，不要捞什么稻草，不要以为你们胜利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