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陈永贵就开讲。讲他怎么和主席握手，照相，怎么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照相，怎么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握手、照相。又讲参观北京的一些学校和北京市革委会成立情况等等。陈永贵在台上讲，台下的两派组织就一块高呼口号，尤其是听到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时，万余人齐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声震天地，气氛很是热烈。
讲着讲着陈永贵就讲起了十月事件。他一提十月事件，会场顿时肃然，口号声也没了。陈永贵高声宣布：“我支持十月事件的平反！”
没等陈永贵讲几句，会场外大街上的转播喇叭便没了声音。会场上也开始乱，支持平反派的人鼓掌，高呼口号，反对平反的总司派起哄。总司派的一位晋中文工团的相声演员一个箭步蹿上主席台，抓起陈永贵面前的麦克风便往地下摔。只听喀嚓一响，麦克风坏了。会场上顿时大乱，两派人马似乎就要动手开打。陈永贵冷冷地看了总司派的大会主持人一眼，不露声色地端坐不动。“我并不是怕群众，”陈永贵事后解释他端坐不动的原因时说，“我是怕打伤了革命群众。”果然，支持陈永贵的一派见陈永贵不动便也不动。那位大会支持人趁事情还没闹得不可收拾赶紧宣布散会。
会后，坚决反对为十月事件平反的总司派的大队人马涌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万炮齐轰任、王、张！”
所谓任、王、张，就是陈永贵要保的原晋中地委副书记任井夫，原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和晋中地区一个不太听话的县委书记王振国。这三位与晋中地委的最高领导王绣锦、王荣等人抗膀子，结果都在“十月事件”中挨了整。文革开始后，这件涉及整个晋中地区近四百名干部的大寨自然成了派别纷争和热点。陈永贵因老上级张怀英的关系，坚定地站在任、王、张一边，与总司的关系便有些远。而总司在山西省又是属于张日清的红联站系统，与刘格平的红总站势不两立。
再说陈永贵在晋中的万人大会上表态支持为十月事件平反，这件事对总司派颇为不利。另一派趁机利用此事大造舆论，说毛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都旗帜鲜明地站到我们一边了。总属派无法否认这个万人皆知的事实，又不能不加以反击，于是很快就有流言传开，说陈永贵在榆次的万人大会上讲错话了，在省核心组做检查了，在大寨的贫下中农面前做检查了，等等。陈永贵听了气得大骂“放屁”。⑤
晋中的两派纷争和山西的两派纷争一样久久不得解决。后来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势力大了，晋中仍然有许多人不买他的帐。“任王张”中的任、王二位始终不得任用，一直在家里闲呆到离休。与陈永贵支持的人不得任用一样，陈永贵反对的人也不得任用。驻大寨四清工作队队长张子仪因“反大寨”证据确凿而十余年不得翻身。直到陈永贵倒台，张子仪才得以出任地委副书记、地区行署专员，最后作为晋中地区的书记干到离休
二、卷入派性
从1967年年初的“一·一二夺权”到1967年夏，不过半年的时间，山西的造反派内部已经打了个一塌糊涂。拥护刘格平的红总站和拥护张日清的红联站从口角争到拳脚，又动了棍棒，个别得风气之先的地方已经拿出了真刀真枪。
进入夏季后，两派冲突日渐加剧，各地常有军械被抢的消息传来。红联站拥戴的张日清有省军区司令员，红联站的人便顺顺当当地从军区“抢”出了大量枪支弹药。拥戴刘格平的红总站有大兵工厂在手里，别说机关枪手榴弹，就是火箭筒迫击炮也能“抢”出来。
这是一场全省范围的深入到千家万户的大对抗。唯一没有卷入冲突的强大力量只剩下驻扎山西的野战军部队第69军。69军军和谢振华和政委曹中南并不是没有倾向性，他们和张日清领导的省军区同属北京军区管辖，军队与各军分区和人武部又有同类相聚的天然情感，69军亲张日清疏刘格平应当是很自然的。不过这一点在当时并不明显。
1967年7月，中共中央试图解决造成山西分裂的领导班子不团结的问题，便把山西省核心小组的成员召到北京，在京西宾馆住下，由康生出面主持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刘格平、张日清这两位对头和陈永贵等山西人要面对面地坐到会议桌旁边。
康生并没有和稀泥，他严厉批评了张日清，表扬了刘格平。据说是毛泽东的意思，当时毛泽东就同山西局势发了一条最高指示，让一直旁观的69军站在刘格平一边，支持刘格平。有人考证过这条最高指示的真实性，据说七月会议期间，在一次上厕所的时候，康生向刘格平传达了这条最高指示，最高指示便由此渐渐传开。另一种说法是七月会议上正式传达了这条最高指示。⑥不管怎么说吧，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