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陈永贵同志在农业学大寨向机械化进军大会上的讲话》，1971年9月27日。
48．同上。
49．同注39。
50．见《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151页。
51．《陈永贵同志在农业学大寨向机械化进军大会上的讲话》，1971年9月27日。
52．见《中国的大悲剧人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3．参见《陈永贵沉浮录》，《黄河》，1989年第5期。
54．参见昔阳县农业合作化史办公室：《陈永贵记事二十年》。
55．见《昔阳大事记》，昔阳县志办公室编。
56．见《陈永贵在全县农业学大寨群英会上的讲话》原始记录稿，1975年2月27日。铅印整理稿中此段被删除。
57．同上。
58．同上
一、全省上下大分裂
1967年1月12日夜，二级半电焊工杨承效出面指挥了山西“一·一二夺权”，紧接着，省级干部中有五位前朝大员发表了五人宣言，表示与“黑省委”决裂。这五位省级干部是刘格平、刘贯一、刘芝兰、陈守中和袁振。山西的大权很快便落在了这几位高干和省军区司令员张日清手中。
这些干部内部很快又发生了分裂。陈永贵在省城的一次报告会上透露了一点上层纠纷，他说：“有少数人，搞山头，争常委，争第一把手，抢汽车坐，抢房子住，争享受，闹待遇。你们说，这究是私字当头还是公字挂帅？”（注①《陈永贵同志在省城报告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17日。）
1967年4月，太原发生了四·一四事件，支持刘格平的一派公开提出打倒刘贯一、陈守中和刘芝兰，号称“打倒刘陈刘”。这一派以红总站为主，著名人物有造反夺权的急先锋杨承效。另一派叫红联站，要支持“刘陈刘”，反对刘格平。这一派的主心骨是省军区司令张日清，其背后有一个省军区、各地军分区、各县武装部及其下属民兵构成的强大阵营。
两派分歧日甚一日，后来便大打出手，拳脚棍棒都上了。
这时陈永贵的态度还不鲜明。两派人马都拉他，都找他告对方的状。“凡是找我的人，你看吧，”陈永贵说，“不是这个捂着眼，就是那个抱着头，不是这个挎着胳膊，就是那个拐着腿，打折腿。给你坐在那里呀，一直哭，闹的你心呀，很想倒出来。”（注②《陈永贵同志在学大寨赶大寨四级干部现场会上的讲话》，1967年6月5日。）陈永贵当时常住在省委的招待所里，门口有军人站岗把门，但是把不住。陈永贵没办法，干脆离开省城溜回了昔阳。
对于省里的分裂，陈永贵也有倾向性，但他拿不准，也就不肯表示出来。在大会上他尽说一些庄稼人的大实话，劝两派爱惜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等等。庄稼人见不得糟蹋东西。
1967年5月1日，陈永贵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中握了手，照了像。回到太原后他在五一广场上介绍情况，稍带着就骂了一通打砸抢。“坚决反对打砸抢！”陈永贵厉声叫道，“我们工人造一个用具不仅是体力劳动，而且是脑力劳动，是不容易的。我们农民生产一斤粮食，和生产工业原料，是不容易的。从种到收下着多少辛苦！你们要打砸抢，反正是个砸。这不是物的问题，这是人，不干物过。今天砸这里，明天砸那里，财产是国家的财富，除不爱护还要砸，这能是对？这能说合乎文化革命的要求？”（注③同上。）
“给我贴大字报也可以，”陈永贵在大会上说，“但有一点，最好把一张纸写满，不要一张纸写一个字，那样就太浪费了，不符合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注④同注1。）
如果说陈永贵在省级舞台上搞不太清楚阵线，迟迟不肯表态，他在昔阳所属的晋中地区却旗帜鲜明。当时晋中也分为两派，一派要给十月事件翻案，一派反对翻案。反对翻案派叫“总司”，成立时也请陈永贵给他们当了个挂名的常委，想用他的名头当招牌，实际上连文件也不给他送，陈永贵很是不满。
这天陈永贵在太原介绍了五一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情况后回到晋中，晋中方面也专门组织了一个万人大会欢迎他，同时也请他讲讲见到伟大领袖的幸福情景。陈永贵答应下来，又加上了一个条件，“除了介绍这些以外，”陈永贵说，“我还要讲一讲十月事件。”总司方面主持会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