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23日，700人学习班结束不久，县办界都河工程誓师大会在县城召开。陈永贵面对林立在会场上的猎猎红旗，庄严宣告：“治山治水、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昔阳河山的战斗打响了！根治界都河的工程上马了！”
在掌声、口号声和欢呼声中，陈永贵扛起一把老镢头，走下主席台，率领着由20个公社抽调来的1，400名劳力组成的治河大军，向三十里外的界都河工地出发。53岁的陈永贵在队伍的最前列。长龙般的治河大军步行30里，到达工地后，只见陈永贵叉开双腿结结实实地站稳，抢圆了镢头，刨下了昔阳改天换地的第一镐。
当年秋，凤居、界都、赵壁等8个公社先后有工程上马，治山治水的战斗在昔阳全面铺开。到处是红旗招展，人欢马叫，上阵的不仅有壮小伙子，还有“铁姑娘战斗队”，“老大娘战斗队”。
界都河工程一年干下来，垫出了近千亩好地，一眼望去平平展展海大的一片，而且还在继续垫，继续扩展。这个样板工程在昔阳的影响如同一场地震，农民们被自己的力量惊呆了。原来反对上南河工程的东关大队书记找到陈永贵，说我们也要干，以前错了。于是会战界都河之后又会战南河，随后还有赵壁川大会战、秦山水库大会战、水峪水库大会战，最后整个昔阳社社有工程，队队有工程。五条大川的治理迅速见效。
也有不干的。洪水公社有一条大川，公社书记1967年等了一年不敢治，说万一让洪水冲了呢？看看人家的工程怎么样再说。第二年，人家的工程没有被冲毁，洪水公社的几位领导人就算帐，还请来一位专家帮着算，算投工、投资、开支，一算，造地三千亩要打20里长的一条大坝，20里！这个工程大得吓人，公社没钱没东西，干不起。于是又一年没干。第三年，1969年，全县各公社都像开了锅，唯独洪水公社没动静。陈永贵坐着小车就去了，劈头盖脸地把那位小心谨慎的公社书记训了一顿。
陈永贵瞪着眼睛问道：“你们算的什么鬼账？怎么算的？你把社员的积极性算进去没有？把学大寨的干劲算进去没有？就知道算那几个毛几个分？”
陈永贵训人可以几个钟头不重样，他左一问又一问地解气地训，那位公社书记极度紧张地听着，脑子里嗡嗡响，不时被噎得倒抽气，几乎晕倒。经陈永贵这一训，这位书记病了一场，爬起来后就带着人上工程，也不管什么账不账了，无非是一大笔民工的开支，反正可以学陈永贵拿未来开支票，兑现不兑现也顾不得了。结果，洪水公社后来居上，那位戴罪立功的书记亲率人马苦干两年，造出了三千调平展展的好地。
从1967年到1969年，昔阳搞大中小农田基本建设工程1225处造地3万亩，扩大水浇地31万亩，每个农业劳力平均年投110个。1969年，昔阳的粮食总产高达167亿斤，比1966年的8千万斤翻了一番。
在昔阳，学不学大寨的主要标准就是看你有没有工程。有山有河的村子沾了自然的光，基本上都是是学大寨的先进大队，没山没河的村子常常挨批。压力大了，昔阳也现了不少花架子工程和蛮干工程。刀把口公社要劈开一座山，让一条河穿山而过，腾出河滩来造地。也没什么设计人员，干部瞄了几眼就开干，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劈开了山，却没有改成河——除非河水能往高处流。
昔阳大规模平调劳力搞农田基本建设，激起了从上到下的一片议论。陈永贵开始还不怕，原来只抽调6%的劳动力，你说我刮共产风，我抽10%。事情越闹越大，越传越广，陈永贵也心虚了。正好一位中央领导参观昔阳的农田基本建设，陈永贵问道：“我们这到底是不是刮新的共产风？还是什么问题？”那位领导答道：“这不是共产风，这是经验，这是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一支专业队。”陈永贵听了中央领导给起下的名字，大喜，心里也踏实了。“要是没有党中央，没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陈永贵后来回顾这段历史说，“你尽管办法想得多，干劲足，也还是难以支持的。”
有了中央领导的一句话，陈永贵脾气大长。当时昔阳的干部心里也犯嘀咕，真怕犯刮共产风的错误。陈永贵给他的部下打气，在大会上骂道：“他们不是给我们造谣说什么，昔阳是东山再起，又刮起了新的共产风？胡说！放屁！这正是不懂共产风的人提出来的，他企图让我们守摊不创业。这就是对！要创业要有人哩，没有人怎么办？要调人就是共产风？我们所在位的人恐怕都吃过共产风的苦头，是懂共产风的，共产风是抽肥补瘦，抽了小集体，肥了大集体，总而言之，没有给社会增加财富，那叫共产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