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这位新书记不是来问农田基建成绩的，他把新造的三十往原来的地亩数上一加，再拿粮食总产量一平均，单产六百斤就降到了五百多斤。张润槐吩咐陈永贵：“你以后你不论到任何地方开会，要讲我给你安排下的这个数字。”陈永贵当即点头答应下来。
回到家里，陈永贵越想越觉得窝囊。辛辛苦苦多造了地，反而要把单产拉下来？1961年正是大饥荒的年代，粮食单产是极其引人注目的重要指标。陈永贵咽不下这口气，就找了一位驻晋中的记者贾春太，让他代笔写信告新县委书记张润槐。陈永贵拿出来的理由颇像是村里农民吵架时的攀比：“全县扩大地亩上不上账？全县上我们也上，全县不上我也不上。”⑨
贾春太代陈永贵写了信，又直接找地委书记王绣锦反映了陈永贵的意见。王绣锦说算啦，就照旧办吧，亩数不变，新土地不加。
张怀英当县委书记时，每年总要开劳模会，会上还要征求陈永贵、王殿俊、张老太等劳模对县委工作的意见。平时贯彻新政策时，张怀英也时常征询陈永贵等劳模的看法。陈永贵对自己能参与上层决策很满足，可是张润槐上任后根本不来这一套。“张怀英在时不断问我，老张不问我。”陈永贵说。他很在意此事，1963年还在一次准备“洗澡”鸣放会上专门拿张润槐与张怀英做比较，给张润槐提了意见。
最大的分歧似乎还是政见不合。1961年昔阳饥荒，张润槐到安坪大队搞调查，发现该大队的小块地开得很红火。社员们在五百亩荒河滩上左一块右一块地私自种了不少东西，一位老汉开了三分荒地，一分种麦二分种菜，解决了缺粮的大问题。张润槐一高兴，也顾不上回县，立刻在安坪公社开了一次现场电话会议，要求各公社推广那位老汉刨小块地的经验，每户要种一分麦二分菜。一个老汉闹单干开小块地倒成了先进典型？陈永贵多年之后提起此事来还恨恨的。
张润槐对大跃进的态度尤其使陈永贵和上一茬昔阳县委的干部仍不满意。“1958年以来主要成绩是主要的，老张把昔阳成绩和缺点颠倒啦。”陈永贵在1963年的准备“洗澡”鸣放上说。
以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为标志，大跃进引起了全国性的党内分裂和党内斗争，昔阳也不例外。
张润槐上任后搞了一次调查，得出结论：“大跃进搞得民不聊生，社员有六大不自由，八大对抗，基层干部47种刑法，大跃进干部比国民党、日本人还要坏。”B10他这是骂谁呢？大跃进政策就是仍然在位的那些昔阳干部具体执行的，陈永贵也算是基层执行者之一呢。
当时，昔阳的上一茬干部，如县长王贵科，副县长王富元，县委常委赵满仓、李韩锁等人私下聚会，一个主要的话题就是骂张润槐。原县委书记张怀英虽然身在数百里之外，也相当积极地通过往来信件参与了反对新书记的活动。他还给陈永贵写信，让他给张润槐提意见。
1963年9月25日，中共昔阳县第五届党代会召开，361名代表出席。一些张润槐不满的人私下商量，联合起来不投张润槐的票，结果张润槐少得了20多票。在习惯全体一致干部们看来，丢了20多票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更何况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一向是严厉禁止一切派别活动，凡搞派别活动便有了搞分裂和反党的嫌疑。
果然，张润槐将选举结果上报晋中地委后，地委书记王绣锦大怒，说：“共产党不选共产党，这不是反党么？”随即派人来查。
1964年9月，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将昔阳定为四清运动重点县，更感到有必要“纯洁司令部”。1964年9月26日，晋中地委召开扩大会议解决昔阳县的宗派活动问题，要求昔阳县常委参加。陈永贵只是县委候补委员，还不够资格，但是考虑到他是全国劳模，又与此事有些关系，便把他扩大进来了。
这次连开了40多天的会很有点杀气腾腾的气氛，与会者一边倒地批判以张怀英为首的“反党性质的宗派活动”。地委副书记王荣训斥张怀英等人道：“你们不就是仗一个陈永贵么？陈永贵有什么了不起？亩产五百斤的村在全国有的是，多如牛毛！你们想抱这个粗腿？抱不上！”
此时距毛主席请陈永贵吃饭还有三个月，陈永贵的腿还不够粗。结果，一个反党宗派活动的大案定下来，共373人涉入其中，95人被定为“反党成员”，278人被列为“消毒对象”，张怀英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28名原昔阳的实权人物被调离昔阳。这一场昔阳政界的大地震就是所谓的“十月事件”，B11它起源于大跃进运动，形成于四清运动，后来又发展为文革中的夺权和两派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