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又问陶鲁笳，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随即，陶鲁笳让他的秘书把《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找来。陶鲁笳也把预先准备汇报的有关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交给了毛泽东。
（注：以上内容出自山西省档案馆省委常委记录，转引自张怀英先生的一篇手稿。）
这一段时期，毛泽东经常谈到识字不识字的问题。30多天前，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曾聊了一通历史人物，说历代有状元很少有出色的，当了进士翰林也尽是不成功的，他说：“明朝搞得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亦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注：见1967年出版的《学习文选》第四册，第2页。事实上，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都识字。我见到过这二位留下的笔迹，朱元璋的字迹熟练流畅，中学水平以下的人恐怕写不出来。朱棣的字迹不仅流畅，还相当有功力。而且朱元璋嗜读史书，对历史人物和历代史实很熟悉。）
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在关于山东曲阜陈家庄大队的一则批示中写道：“曲阜陈家庄陈以梅被打成下去了，亩产从五百斤降到三百斤，去年再上来，亩产从三百斤翻到五百斤。这是靠自力更生。……陈以梅这些人小学没上过，大学也没上过，可是能把事情办好。”
知文断字似乎是与条条框框、清规戒律的官僚化管理联系在一起的，它导致“管不好”。大老粗则反其道而行，但是“能把事情办好”。毛泽东好像在沿着他熟悉的思路深入思考着中国的前进道路问题。
这是一个国际形势相当严峻的年代。美国在搞封锁包围，苏联翻脸撤走了专家，中国孤立无援。毛泽东主席循着他的思路想下去，写下去，写到了苏联，写到了修正主义，最后又写到了陈永贵：“……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我们不走那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贷款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
既然是给全中国亿万农民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战略家和行政大师都不能不慎重。1964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奉命，亲率由国务院农村办、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山西省和晋中地委有关部门的人员组成的调查组进驻大寨。一项重大政治决策的最后一步迈出了。
廖鲁言一行在大寨考察了21天，开了八次联席会议，读了许多材料，听了许多汇报，看了许多地方，对大寨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干部状况、思想状况和发展历史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工作进行顺利。
5月11日下午，调查基本结束。廖鲁言召集中央、省、地、县和大寨干部又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廖鲁言对大寨显然很满意，他透露了一条消息：在即将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央要“把你们作为一面旗帜”。他告诫道：“大寨可是给吹开了，全国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面旗帜垮下来可不行。”“全国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工农兵旗帜大家都学，全国都学，你们要搞得更好更红才行。”
共和国的农业部长直接向大寨提出要求，这本身就意味着大寨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关系。它与数十万普普通通的中国村庄再也不一样了，它有了独特的地位、独特的责任、独特的动力。有几个村庄能像这个样板村一样在最高层的关注和帮助下发展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寨被赋与了代表性，同时也就失去了代表性。大寨今后的成功未必能证明大寨模式在全国几十万个村庄必然成功。
大寨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呢？廖鲁言部长在那次联席会上概括了六条：第一，革命的思想。树雄心，立壮志，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很出色。第二，阶级路线，始终依靠贫下中农。第三，比较好的领导班子，仅仅有一个陈永贵这样的好当家是不够的。第四，干部参加劳动。以身作则，大公无私。第五，冲天的革命干劲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第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助人为乐。总之，廖鲁言说，“学赶大寨，必须是思想领先，政治挂帅，使干部和群众革命化。有了大寨式的干部，大寨式的人，才能够自力更生建起大寨式的稳产高产农田。”
廖鲁言最后又指着陈永贵说：“白羊峪的王殿俊过去是你的老师，现在他学你。过几年如果不注意，你又得学人家。”陈永贵笑着频频点头。
廖鲁言回了北京。一个月后，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宣布：“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