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知道了这人的姓名，知道他是郭凤莲在武家坪的同班同学，便把郭凤莲叫来吩咐道：“可不能对人讲，不能给人传啊。孩子小，才开始做人，要做人哩，传开了以后咋做人呀？”陈永贵威信高，有了他的话，郭凤莲等人果真守口如瓶，一字不提

    十四、毛泽东击退包产到户

    六十年代初，中国农村刮起了一股风，中南海里掀起了几层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差点没有学大寨这一页，陈永贵也险些永远不为昔阳之外的人们所知。

    

    1960年，中国的死亡率以翻番的速度急剧上升，其中山东、山西、河南、安徽和江苏等省尤为严重。安徽的人口死亡高达6.8%，即每15个活人中就有一位于当年死亡。一年下来，该省的人口一年净减少了200万人，即人口总数的6%。将于二十年之后冲垮大寨模式，席卷中国的大包干，就在这片饥寒交迫的土地上露头了。

    

    这是一股从农民的心底刮起的风，它不约而同地从好几个省同时出现并迅速蔓延。到1962年7月，全国已有20%以上的农村实行了打着各种旗号的“包产到户”。20%可不是小数，它至少代表了一亿多农民。

    

    后来当了《农民日报》总编辑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这样描写他当时见到的大包干：“社员对生产不积极，队长说：‘喊破了噪子砸碎了钟，也是不出工’。大片地荒了，集体瓜炕坏了，牛饿死了于概念中的对立原素保持着自身的原始统一性。而在自为阶，社员无动于心，干部也不着急；可是社员的自留地和开荒地，肥多、水足、苗壮。”张广友在山东的一个村子里调查了一番阶级成分，发现“包产到户既不是地主的要求，也不是富农的要求，更不是富裕中农的要求，而是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B49

    

    数万万农民的愿望是一股极其强大的政治力量，这股力量很快就在与农民的联系非常密切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中找到了自己的代表，并且通过他们向最高层提出了制度变革的要求。

    

    1961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广州会议上向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搞“责任田”。在毛泽东看来，搞责任田就是搞单干，而单干是违背他心目中的历史规律的，也违背他所理解的农民的根本利益。他要继续搞人民公社。当然，要比大跃进时期的一平二调规矩一点。B50

    

    1962年2月，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大讲了一通安徽的责任田的好处，他认为这是调动农民积极性所必需的。刘少奇、陈云都表示赞成考虑这种意见。B51当时的华东局书记柯庆施说搞责任田是方向错误，邓小平说：“华东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1962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讲了他那句广为流传并且传得有点变形的名言。他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那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他表示要尊重农民的愿望：“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B52

    

    刘少奇显然也注意到了农民的愿望。1962年7月18日，他在给中央机关下放干部做报告时说：“现在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相当多是不巩固的，许多地方的农民甚至干部要求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四年零三个月之后，刘少奇在一次检查中讲到他当时的态度：“在1962年我犯过右倾的错误。……鼓励了各种歪风邪气的出笼，翻案风、单干风都出来了。……邓子恢同志在当年二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反驳，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以后，他就在好几次干部会议上鼓吹‘包产到户’。另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我当时没有把他顶回去……”B53

    

    如此看来，当时中南海里默许甚至支持包产到户的人并不少，农民的这种愿望确实存在过实现的可能。那样的话，中国的农业政策史和农村发展史就会改写，国际共运史大概也得改写，中国和世界格局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这些都曾经是可能的，陈永贵也完全可能默默无闻地度过自己的一生。粉碎了这种可能性的是领导农民闹翻身，因而获得了无比力量的毛泽东主席，他的意愿本身就构成了一切制度变革都要面对的根本性的制度环境。

    

    毛泽东坚决反对分田到户。当时，他正在主持制订一个《农村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草案将成为未来十几年内指导整个农村工作法令性文件，它也标出了毛泽东所能做出的让步的边界。《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