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去了个买谷草的，找到陈永贵，出价三毛。陈永贵说我们没有三毛的谷草。那人道：“你嫌少？三毛五？四毛行不行？”陈永贵道：“那我更没了，你到别的队买吧。”那人说，你这人也怪，明明有草咋不卖？陈永贵说：“我们没有三四毛的谷草，有三五分钱的谷草。”
买谷草的笑道：“这下我算找着了！那就三五分钱卖给我吧！”陈永贵道：“可以卖。你是自己用还是卖高价？”那人反问：“你是认钱还是认人？”陈永贵道：“你一边去吧，我认线。不卖。”那人一听口气不对，不敢多说，走了。
过了两天，赵壁的党支部书记乔显福来找陈永贵。他那个村有300多头牲畜缺草吃。这赵壁素有米粮川之称，乔显福来求大寨颇有脸上无光的感觉。他问陈永贵：“我买点谷草，你有没有？”“有，你买多少？”陈永贵说。“那你给咱闹个几千斤。”陈永贵道：“你300多头牲口，正是下种季节，几千斤能解决了问题？给你闹上几万斤吧。”乔显福说：“那就给找一万斤吧。多少钱？”陈永贵道：“国家牌价5分，咱就按5分算吧。”乔显福说：“你不嫌少吗？”陈永贵道：“咱集体对集体，不能卖高价。”
消息传开，缺草的各村纷纷来买，大寨剩余的四万斤谷草很快就卖光了。次年，一窑粗糠和一窑细糠也分别以每斤八分和一角的极低价出卖，买主闻蜂拥而至，陈永贵就想出个控制购买的办法来，让买主出示介绍信和证明信。集体卖，贫下中农卖，其他一律不卖。
类似的故事在1964年还发生过一次。那一年大寨买了一头耕牛，又肥又壮，可是摔了一交把骨头摔断了，不能使了。陈永贵想把牛卖给食品部门，刚赶到市场就被人围住了。头一个开价五十元，另一个开价六十，接着又有出七十出八十的。陈永贵就是不卖。吵吵嚷嚷的正乱，来了个食品部门的人，开价27元。陈永贵说：“你赶走吧。”这一下市场上就如同炸了锅，哄传有个傻瓜卖牛，神经啦，给八十不卖，给二十七卖了。
陈永贵任凭人家去说去传去猜，直等到卖足了关子，他才解释道：“不是我神经，也不是我傻瓜，那牛已经把脊梁骨摔坏啦，不能劳动啦。你买回去了不能劳动，群众还不埋怨你？还会埋怨我们，说大寨生产队骗了兄弟生产队。这不是大寨人做的事。”
尽管如此说了，众人还是连声叫怪，说：“还没见过这样的稀罕事哩！”后来有个外国人参观大寨，陈永贵就把这几件事向外国人讲了。听了第一个故事，那外国人说：“这一条就够我们学习了。”听完第二个故事，外国人说：“这两条就够我们学一辈子的了。”陈永贵说，这就是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特点。
不把病牛当好牛卖倒也罢了，好好的谷草为什么非要以十倍的低价卖出去？一位成分不好的大寨社员当众发骚说：“那么高的价钱他不卖，卖五分钱！你看这些干部怎么要啊，要这些干部干么哩！”陈永贵揪住这个反面典型，把他的历次破坏言论都收拾在一块，“让他一桩一桩认罪，累计起来给他算老账，新账旧账一起算。”陈永贵上纲说，“那是你们在旧社会办的事，我们是新社会，不能办那事！”
三年困难时期，陈永贵还不干过一件很特别的事。
1960年秋，玉米已经上了场。那时全国正在闹饥荒，粮食特别金贵，大赛特地多安排了几个看场的。一天凌晨，一位看场的社员听得黑暗中有响动，揉揉眼仔细一看，只见一个瘦高的影子背着半口袋粮食正想溜走。看场的发一声喊，几位汉子跳起来便追了上去。那瘦高个子显然道路不熟，背着半口袋玉米跌跌撞撞在暗中没跑多远，脚下一溜掉进一条沟里。他也不要粮食了，爬起来又跑。跑了不远就被看场的汉子逮住，人赃俱获，扭送到陈永贵家。
陈永贵刚起床，打量了一眼被抓住的小偷，原来是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据说是邻村金石坡的人。陈永贵对看场的摆了摆手，说行啦，我来处理，你们回去吧。他让老伴盛了一碗饭端给那孩子吃，那孩子不吃。陈永贵说：“吃吧。我知道你家里没吃。现在是灾年，你们金石坡也闹灾。我知道你吃不饱。你有吃还偷玉茭？”
那孩子又哭又吃，眼泪叭叭地往碗里掉。陈永贵道：“你不要哭了，你吃吧。你肚子饿么，我知道，饿肚子可不好受哩。我就是饿肚子才逃到这村来了。”那孩子听了，愈发哭得厉害了，直哭得呜呜的。
陈永贵吩咐人给这孩子装了半口袋粮食，说：“这也够到秋了，可别偷了。也该好好做人，要得来，偷不来哩。”
那孩子背上粮食，一路哭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