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几个劳力他们组织了一个互助组，大部分是富裕中农和地富，他们害怕这些老的小的沾他们有劳力的便宜，就急急忙忙组织了一个互助组，人们叫好汉互助组。剩下老的、小的，只有组织老幼互助组。那时我在老幼互助组。……”
“这个老幼互助组一组织起来，好汉组攻击说：“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扯不开弓，有好戏看啦。要看我们的戏了！……这个好汉互助组，尽管他们占有四好，B16就是他们的思想不好。他走集体道路是形式，是假的，他们就是在春天互相变工下种，夏季是各干各，秋天各人往各人家里收粮食。那么，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名互助实单干，春来夏散秋不见。这叫什么互助组呢，还不是形式！到底谁看谁的好戏？老幼组看了好汉组的戏啦，不是好汉组看老幼组的戏。这是大寨成长的基础。……我们每一次革命大批判都要回忆这个问题。你不回忆这些问题，怎么能比出来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
听起来老少组与好汉组好像是不共戴天的对头，其实不然。好汉组的组长贾进才是个非常忠厚的人，他成立互助组本来也有起党员带头作用的意思。陈永贵另立山头又盖了他，他不但不嫉恨，反倒跟别人夸奖陈永贵“这后生能干，将来一定是很有前途的。”
1948年贾进才介绍陈永贵入了党，不久又选他当了村里的生产委员、党支部副书记。贾进才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如陈永贵，1952年两次跑到区委，一次跑到县委要求让贤，说自己工作吃力，推荐陈永贵当党支部书记，自己改任副手。在他的坚持下，上级同意了这个要求，冬天整党后陈永贵被选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任副书记。
陈永贵出名后把大寨的第一个互助组说得那么不堪，贾进才似乎也成了错误路线的代表，他知道后自然很不痛快，但是他不说话。后来接陈永贵的班当了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郭凤莲说：“老贾这人表达不出来，你说什么他都接受。一个大好人，可是在能力上不如陈永贵。他也不高兴，一度宋立英(贾进才的妻子，大寨大队党支委)不满意，找领导谈过，说不是那情况，我们以前没有矛盾，你们给上了纲了。贾进才不说，宋立英说。陈永贵就说，那是文章，绝不是咱心里的话。”B17
１９７６年陈永贵指示宋莎荫写《大寨三十年斗争史》，谈到这段“文章”的写法时说：“不是什么让贤，我是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在这部斗争史的提纲中，贾进才的角色已经成了走资派。（注：参见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第３５３页）
同一件事翻来覆去地认识，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说法，说来说去总是合乎中央的最新精神，这种做法陈永贵叫作翻锅底，炒冷饭。这恐怕是陈永贵进取心太盛造成的弊病。
关于陈永贵放弃个人发家的机会，退出好汉组办起老少组的真实动机，郭凤莲做过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办老少组的想法，是看劳力弱的同情哩。这才退去了好汉组。出于同情才带着老少们干哩。也没想到路线什么的，就是朴素的想法。而且他是外姓人，外村人，能在大寨落下来，也是这些人带的。也是一种报答，并不是与进才对着干。老少组里就有一家是带大他的。他有个报答大寨人的心思。吃大寨水长大的，要饭要到大寨的人都是这样，宋立英也是，我也是，都是外来户。咱是吃大寨水长大的人，总有个报效的心愿。陈永贵从六岁到大寨，大寨的父老乡亲把他养大，良心上过不去哩。”
郭凤莲的这个分析很切合陈永贵的早期人生经历，如果再补充一点就更完整了：他见不得两级分化。1953年7月，陈永贵谈起自己热心互助合作的原因时说：“……我的思想，听了毛主席的话，是土改后农村的第二次革命，就是组织群众发展互助合作才能避免剥削，由穷变富，必走之路。”B18陈永贵太清楚剥削和贫穷是怎么回事了。
1952年年底的太原之行，陈永贵在那朴素的感情之外又表现出一种热切的进取心，或者叫事业心
五、小轿车上看前程
1952年，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里出现了15个亩产500斤以上的高额丰产户，陈永贵因此获得了参加在太原举行的全省农业丰产劳动模范代表会的资格。
1952年12月16日，经过整整一天旅途颠簸的陈永贵一行到达山西省省会太原。当时昔阳至阳泉刚刚通了长途汽车，一天还只有一趟。一路上坐在旧汽车里的丰产劳模们被颠得一阵阵地弹起摔下，一位怀孕的女劳模还因此流了产。这一段如今只用一个小时就能驶完的路竟用了小半天。尽管如此，在不久前还要骑着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