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与他们同一个院居住的贾四元趁着陈永贵出门远去，夜里没等他回来就故意把大门关上了。陈永贵回来，看见大门关着，窝着一肚子火气，便梆梆敲起门来。大个子寡妇(稳周老人的儿媳)从不恶语对人，这次却亮开嗓门在院子里骂起来：‘什么人的指头发痒得不行，人还没回来上什么门？’贾四元说：‘门是我关的，怎么着？咱院里两家人，你一家我一家，你看还差着谁？要是外边随便进来一个人也称贾家的人，这门就什么时候也不能关了！’
“贾四元说的话里有话，大个子寡妇听了一肚子气。陈永贵大摇大摆地进了院，权当没听见似的，躺在炕头上睡觉去了。稳周老人却忍不住了，她在上房嚷道：‘老四，你说什么一串院两家人，你一半权我还有一半权，你以后想关门，把你那一扇关上，那另一扇给我留着。’
“有一年除夕，陈永贵要回石山老家过年，贾四元便在街门前撒了一条石灰道道，按封建世俗观念就是‘撒扫尘除大灰’，永远不叫杂姓户登门。陈永贵却不管这些取自《周易》“箕子之明夷”句。自称“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过了年从石山回来以后，两条腿往石灰那边一迈，照样和婆媳两人一个锅里吃饭，一个院里聊天。”
后来大个子寡妇得重病去世了，陈永贵以兄弟的身份给她送了葬。又过几年稳周老人也去世了，陈永贵为他的干娘披麻戴孝，料理了后事，然后将老人的遗产全部归还贾家。
陈永贵没有占小便宜，不怕吃亏，因此他在大寨稳稳地站住了脚。这些人际关系的早期经验也将对陈永贵的未来发生重大影响。很显然，一个不善于与他人合作，对于阶级压迫缺乏仇恨，对于帮助别人不感兴趣，从小就挖空心思占小便宜的人，很难创造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大寨样板。勉强为之，恐怕在心理方面就要累死。机遇选择人，同时也挑剔着人的早期生活经验
三、从长工伙计到维持会代表
陈永贵长成了一条不那么寻常的汉子。耕耠拉打、簸笸扬场，全套的庄稼把式没有他不会的，没有他不精的。他干出来的活让人看了眼里舒服，心里服气。凭着这一手好庄稼活，他当长工卖力气不仅不愁找不着东家，在侍候谁不侍候谁上竟然还有点选择余地。以他的才干，当一个普普通通的长工混碗饭吃，甚至养家糊口，在正常情况下都是绰绰有余的。
于是陈永贵就干出一些超乎寻常的事。昔阳县有正月十五耍龙灯的习俗。每年元宵节，大寨的富户们总要出一笔钱，叫几个耍灯的好手舞着龙灯，敲着鼓打着镲自龙山而虎山舞上一圈。一是看着热闹红火，二是图个吉利。陈永贵在耍灯的那伙人里管擂鼓。有一年耍龙灯前，这伙庄稼汉聊起了穷人富人与吉利不吉利的话题。众人骂财主几句“狗日的”也就算完了，陈永贵却说他要破破财主的财，改改穷人的运。
他与穷哥们打了个赌，自做主张改了耍龙灯的常规路线，先从贫苦人家聚居的狼窝掌一带舞起，上虎山过龙山逆行而至富户集中的地方结束。这么一来，穷人倒看了一回热闹红火，富人们掏钱只看了残烛残灯。更要紧的是这帮穷小子把狼窝掌一带的穷气晦气引过来了。
当时在村里掌着实权的财主贾存元为此事大发雷霆，查出了幕后策划者陈永贵，指着这位“石山小小”大骂了一顿，罚了他20个工。这在当时相当于20个四两一个的白面馒头。而陈永贵呢，据说只是蹲在那里冷笑，任你吼任你骂，一声也不吭。
后来陈永贵出名了，这一段故事就被说成是陈永贵阶级斗争觉悟高的标志。
在陈永贵17岁至30岁这段时期，即1932年至1945年，昔阳境内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确实相当激烈，而且水平很高。相比之下陈永贵还算不得上道。
据昔阳县志材料记载，李一清、乔增禄、赵武成、赵邦荣、赵邦汉等昔阳县籍的共产党员，自1932年起就开始活动，联合亲友办贫民夜校、驱逐贪官、印发传单、编演话剧、砸官盐店等等。1936年3月，乔增禄等六人被阎锡山当局在太原判处死刑，乔增禄等临刑态度从容，高呼革命口号而死。这个月昔阳县奉命成立了防共自卫团，修补城墙，抓捕共产党人，县城一带笼罩着白色恐怖。
抗日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