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区的筒子楼没装空调，风扇在天花板上吱呀转着，母亲林晚坐在小桌前调颜料，父亲温建明刚结束舞蹈课回家，汗湿的练功服还没换，就蹲下来陪他拼积木。“燃燃看，妈妈画的向日葵，像不像楼下花坛里的？”林晚把画纸推过来，明黄色的花瓣沾着未干的颜料，边缘晕出淡淡的橘色，像把夕阳揉进了画里。
那时的温家是真的“暖”。林晚在社区开美术班，教小朋友画水彩；温建明在少年宫当舞蹈老师，最擅长编儿童舞。周末家里总挤满孩子，温星燃要么趴在画架旁看妈妈调色，要么跟着爸爸的学生一起压腿，浑身沾着颜料和粉笔灰，却笑得比谁都欢。
他童年记忆里最清晰的画面，是七岁生日那天。林晚给他画了张肖像，画里的他举着支棒棒糖，背后是片向日葵花田；温建明则编了支小舞蹈，带着少年宫的学生一起跳，结尾时孩子们围着他唱生日歌，父亲把他举过头顶，母亲在一旁拍照，闪光灯亮起来的瞬间，他觉得自己像拥有了全世界。
“以后想做什么？”林晚常摸着他的头问。温星燃总指着妈妈的画架：“想跟妈妈一样画画！”有时又会跟着爸爸的舞步晃：“也想跟爸爸一样跳舞！”林晚就笑，把颜料涂在他鼻尖上：“我们燃燃，以后肯定是个有灵气的孩子。”
那时的他不懂“灵气”是什么，只知道每天放学回家，能闻到妈妈煮的红烧肉香，能看到爸爸在客厅练舞的背影，就是最幸福的事。他的童年像林晚画里的向日葵，永远朝着阳光，连风里都带着甜。
变故是在他高一那年发生的。
那天是周五，温星燃刚结束晚自习，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往家走——他考了年级前十，还攒了零花钱给妈妈买了支新画笔，想给她个惊喜。可推开门，没看到往常坐在画架前的妈妈，只有爸爸坐在沙发上，眉头拧成一团，烟蒂在烟灰缸里堆了半满，客厅的灯没开，只有窗外的路灯透进点微光。
“爸，我妈呢？”温星燃放下书包，心里突然慌了。温建明抬头，眼里满是红血丝，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你妈……住院了，罕见的免疫系统病，我们现在去看看她。”
医院的消毒水味狠狠压过了林晚身上惯有的颜料香。病床上的她瘦了好多，脸色白得像张纸，头发也没了往日的光泽，却还强撑着笑，伸手摸温星燃的头：“燃燃别怕，妈妈就是有点累，休息几天就好。”
可温星燃没信。他在护士站门口，偷听到爸爸跟医生的对话——“后续治疗至少要几十万”“得长期用药，不能断”。那串数字像块烧红的铁，烫得他心口发疼。他攥着口袋里给妈妈买的画笔，指节都泛了白，却没敢在妈妈面前掉眼泪。
林晚的美术班停了，温建明的舞蹈课从每天三节减到一节，剩下的时间全用来打零工——去工地搬砖，去餐厅当服务员，甚至凌晨三点去菜市场帮人卸货。曾经站在舞台上挺拔耀眼的舞者，渐渐弯了脊背，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连跳舞时都没了往日的力气。
温星燃变了。以前爱跟同学打闹的他，下课就趴在座位上做题；以前总缠着妈妈要颜料的他，把自己的画笔、画纸全卖了，换了几百块钱偷偷塞给爸爸；以前挑食的他，早餐只买一个馒头，就着白开水咽下去，省下钱给妈妈买营养品。
有次周末，他去医院陪床，看到妈妈偷偷把药片藏在枕头下——她怕药太贵，想省着吃。温星燃再也忍不住，抱着妈妈哭了：“妈你别省，药我来想办法买，我能赚钱！”林晚也哭了，摸着他的头说：“是妈妈没用，让你这么小就操心。”
那天起，温星燃心里就扎了个念头：一定要快点赚钱，治好妈妈的病。
高中三年，他活得像个不停转的“陀螺”。白天在学校拼命学习，晚上就去兼职——发传单、给小学生当家教、在商场门口帮人举广告牌，有时忙到凌晨一两点，趴在书桌上就能睡着，第二天闹钟没响就醒了，怕耽误上课。
他的成绩始终稳在年级前几，不是因为“爱学习”，是他知道，只有考上好大学，才能有更多赚钱的机会。老师劝他“别太拼，注意身体”，他只笑着说“没事，我扛得住”——他不敢停，怕一停，妈妈的药就断了。
十八岁那年，高考结束的第二天，温星燃没去跟同学聚会，也没查成绩，揣着自己攒的几百块钱，跑遍了北京的各大模特公司。他长得好，身高窜到了188，眉眼干净又带着股不服输的倔强，有家公司的经纪人一眼就看中了他：“签三年，保底年薪十万，表现好还有提成。”
十万块，对当时的温家来说，是救命钱。经纪人递来合同的时候，温星燃的手在抖——他知道模特行业不好做，可能要拍自己不喜欢的照片，可能要应付各种应酬，可一想到妈妈的医药费，他还是咬着牙，在合同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你为什么想当模特？”签合同的时候，经纪人问他。温星燃抬头，眼里满是坚定：“赚钱，给我妈治病。”经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