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岁。
这个名字像一件熨帖却陌生的外衣，披了这么多年，偶尔还是会感到缝隙里漏出的、属于“八两”的寒风。
今年是蛰伏在这片法律光芒照耀不到的阴影里的第十二年。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混合气味：刺鼻的异丙醇，低温金属的冷冽，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来自培养皿的微甜腐败感——生命在其中徒劳地挣扎又消逝的味道。
今天的观察记录有些不同。
对象叫七两。
那孩子安静地躺在观察舱里，全身连接着数十条管线，像一株被精心灌溉却又被迫承受风雨的植物。她是我从一堆濒死的婴儿里捡回来的，那时她几乎被各种耐药菌和病毒吞噬。
我“清理”了她。用基因剪刀近乎粗暴地剪除了她基因组里CCR5等片段，嵌合进一段人工设计的广谱抗病毒因子。
结果就是，她一生无忧于艾滋梅毒，代价是对细微痛楚反应迟钝，情感反馈也慢得像卡带的录音机。
她是我最特殊的“作品”，也是我这五年疯狂最好的见证。
我的课题，听起来崇高得可笑：攻克癌症，一种广谱、根除性的方案。
最初或许有那么一点模糊的影子，想着某个蜷缩发抖的身影，但很快，这就演变成一种纯粹的、偏执的学术攀登。
一个难题横亘在前，我必须解决它，像小时候必须想办法躲开奶奶的藤条，像后来必须在那栋华丽别墅里找到生存缝隙。
小白鼠太脆弱。它们的免疫系统简单得像一张白纸，承载不了人类癌症的复杂诡计。一次次失败，肿瘤细胞在鼠体内疯长，或者病毒载体先一步要了它们的命。
转折点在曼谷一条霓虹闪烁却又肮脏不堪的后巷。痛苦的呻吟从霓虹灯照不到的角落里渗出，那么原始，那么强烈。
一个冰冷的念头砸进脑海：为什么不用人？人类的免疫系统与癌细胞之间那场漫长而精妙的攻防战，才是最好的温床。
我找了人，弄来几个“自愿”的、身体底子还不错的年轻人。但阳光下的实验室容不下这种黑暗。脑子里似乎有个微弱的声音在反对，像隔着深水传来的呼喊。
但我早已习惯了深潜。黑市提供了我需要的一切：绝对的控制，无尽的资源，以及…没有答案的自由。
五月二十六日，第一例人体实验。用的是我改造的水疱性口炎病毒（VSV），代号CD-19，期望它能像特洛伊木马，精准钻进癌细胞。潜伏期设定十五到二十天。
一号想跑。挣扎中外伤感染，高烧，数据作废。失败。
六月十九日，二号。严格隔离。病毒血症期的高热、盗汗、腹泻脱水导致离子紊乱，肌肉抽搐。给了止泻药和补液。病毒显性期，注射部位红肿溃疡。他疼得厉害，持续嚎叫，干扰监测。给了稀释的止痛药，效果寥寥。
第三日，溃疡扩大，脓疱，表皮坏死。恐惧淹没了他。取样时，轻微触碰，坏死的组织便剥离下来…景象不堪。采集样本，分析出海量数据，大部分是无意义的噪音。未及深究，他已因多器官衰竭终止。
生存期二十六天。失败。
三号，四号…一百六十六号…记录本被“失败”填满。
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意义，只有编号在递增。
第六年？还是第十二年？
我不再记得。
但并非全无收获。数据在堆积，趋势在隐约浮现。第三百六十七号，一个被晚期肝癌耗空的中年男人。我预先给他注射了基于其肿瘤新抗原设计的DC疫苗，试图增强免疫应答。
过程依旧惨烈，但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分离到了具有强效肿瘤杀伤活性的特殊T细胞株，其特征与此前数百例数据中的某些异常信号出现了重叠。
麻烦的是，他有个女儿，像个被遗忘的附属品。
我顺手“清理”了她，给了她名字，七两。
她安静得像一抹影子，不哭不闹，逆来顺受。
最终，从第三百六十九号——一个对一切常规治疗免疫的胰腺癌患者身上，我成功扩增出了具有超强记忆性和靶向性的CAR-T细胞系，它能识别一种在多种癌细胞上广泛表达的蛋白。最后的拼图，拿到了。
只差最终验证：一个免疫系统足够强大、能承受最终版CD-19病毒，嵌合了上述CAR基因，全面冲击并产生高效价抗体的宿主。
我的目光，无法避免地，落在七两身上。她的免疫系统，是我最完美的造物。
我罕见地迟疑了。这些年来，她像个小尾巴跟着我，穿越各种险境。有一次遭遇突然搜查，她竟冒着弹雨冲回即将爆炸的现场，只为抢出那块存着核心数据的硬盘。她那不顾一切的笨拙样子，像一根细针，刺破了我层层包裹的冷漠。
像谁呢？
不像她那烂人父亲。
她身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