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这里，被拉得很长，长得像母亲那双总是洗不干净、带着泥垢和不明伤痕的手，摊开是灰白，攥紧是无力。
母亲没有名字，至少我们不知道。
家里那个腰背佝偻、眼神锐利得像老鹰的女人——我们叫她奶奶——总是用含混不清的土话吆喝她，那音节粗粝得像磨刀石刮过石头，绝不是名字。
她是从山外来的，大人们偶尔压低了声音嚼舌根时，会漏出“买来的”、“不老实”这样的词碎片。她很少说话，眼睛常常望着雾气深处，空茫茫的，像是也在那里走丢了。
生产那天，灶膛里的火冷着，水缸也见了底。奶奶捏着几根干瘪的柴禾，瞥了一眼母亲高高隆起的肚子，嘴角撇了撇，“尖尖的，赔钱货。”她啐了一口，扭身就出了门，去邻村串闲话去了。
父亲一早就不见踪影，大约是又去镇子上赌他那永远看不见希望的运气。
屋子里只剩下母亲一个人。
静得可怕，只有她压抑的、从喉咙深处挤出的喘息，像破旧的风箱。后来，那喘息变成了撕裂般的痛哼，再后来，是微弱的、小猫一样的啼哭。
一声之后，又一声。
不是奶奶预言的赔钱货。是两个带把的小子。
奶奶回来时，天已经擦黑。她看见母亲瘫在冰冷的泥地上，身下一片狼藉，两个光溜溜的婴孩就躺在那片污秽里，冻得皮肤发青，却都奇迹般地活着。母亲的脸色白得像糊窗的纸，汗湿的头发黏在额角，整个人像刚从水里捞出来，又扔进了冰窖。
奶奶那双老鹰似的眼睛瞬间亮了。她难得地没有斥骂，甚至嘴角扯出了一点近乎愉悦的纹路。
“哟，两个小子！”她嘟囔着，像是发现了什么意外的财喜。
那天晚上，母亲第一次没有被赶到灶台边吃饭，而是被允许坐在了那张油腻的饭桌旁，分得了半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薯干粥。
那是母亲黯淡生命里，极其短暂的一次“上桌”。短暂得像山坳里偶尔漏进来的一线阳光，还没等暖透骨头，就被更大的阴影吞没了。
许是那片刻的虚幻温暖给了她一丝错觉，又或是生命本能地对延续下去的骨血产生了眷恋。
等我们稍大些，能摇摇晃晃走路时，她会在奶奶和父亲看不见的角落，用那双枯瘦的手，极其快速地摸摸我们的头，眼神里有一点微弱的光亮闪过。
她哑着嗓子，反复地、悄悄地对我和我哥说：“要乖，要好好……伺候我。”
我和半斤——我那只早我几分钟来到这世上的哥哥——不懂。
“伺候”是什么意思？是像奶奶使唤母亲那样吗？我们只懵懂地觉得，该把好的东西给这个眼神空洞、却会在暗处偷偷抱我们的女人。
于是，我们开始偷偷地把桌上难得出现的、指甲盖大的一点腊肉丁藏起来，塞进她的手里。
把从鸡窝里摸到的、尚带余温的鸡蛋飞快地揣进她破旧的衣兜。
甚至有一次，半斤不知从哪捡来一颗被磨得光滑圆润的灰色小石子，觉得好看，也偷偷塞给了她。
这些笨拙的、孩童式的“进贡”持续了一阵子。
母亲每次接过，总是飞快地藏起来，眼里有恐慌，也有一点点几乎看不见的暖意。我们以为这是秘密。
但山里没有秘密。
雾能藏住山，却藏不住人眼。
奶奶发现了。
她发现母亲偷偷藏起来的、已经干瘪发黑的肉丁，发现了那颗圆溜溜的石头。
她的脸瞬间阴沉得能拧出水。她一把揪住母亲的头发，把她拖到院子中央，咒骂声像毒蛇的信子喷射出来。
“贱婊子！烂了心肝的货！教你偷吃！教唆崽子偷东西！养不熟的白眼狼！跟你一个贱种德行！”
藤条带着尖利的呼啸声，抽打在母亲单薄的脊背上。她像一片秋风里的叶子，剧烈地颤抖着，缩成一团，连哭喊都不敢，只会发出呜咽般的吸气声。
我吓傻了，尖叫着扑过去，拼命地想往她怀里拱，仿佛那脆弱的怀抱能阻挡一切风雨。半斤也吓坏了，脸色惨白，呆立在原地。
奶奶的怒火转而向我们倾泻。“还有你们这两个小畜生！吃里扒外！”
藤条换了方向，眼看要落在我身上。
那一瞬间，一个更瘦小的身影猛地扑了过来，紧紧地把我罩在了下面。
是半斤。
藤条结结实实地抽在他背上、腿上。他死死地咬着牙，一声不吭，只是身体无法控制地剧烈颤抖，体温透过薄薄的衣衫传递到我脸上。
真奇怪，明明他自己也害怕得浑身冰凉，明明他只比我早出生那么一点点时间，为什么就能站出来？为什么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