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立刻告诉林修远。直到晚上，她才在例行交流中，用尽可能平淡的语气提及了这件事。
林修远的回复来得很快，没有安慰，也没有分析，只有一句：【收到。继续等。】
简短的三个字，像一块沉甸甸的基石，稳住了她有些摇晃的心神。他懂她此刻不需要空洞的同情，只需要一个冷静的、确认前路依然存在的信号。她回复：【明白。】
接下来的几周，成了情绪上的过山车。拒信接踵而至，每一次邮箱提示音都让她心跳漏拍。但也开始有积极的信号出现——一所排名中上的大学发来了面试邀请。她几乎是全力以赴地准备，梳理自己的研究设想，模拟可能的问题，甚至拉着林修远在视频里进行了几次“模拟面试”，他扮演苛刻的考官，提出各种尖锐的技术性质疑，帮她打磨回答的精准性与逻辑严密性。
面试过程比她想象中更激烈。委员会的教授们问题刁钻，直指她背景中量化训练的薄弱环节，以及她研究计划里那些尚显稚嫩的建模假设。她紧张得手心冒汗，但凭借着几个月来的恶补和与林修远反复“拷问”中练就的应变能力，她勉强支撑了下来。结束通话时，她感觉自己像打了一场硬仗，浑身虚脱。
就在她几乎要对顶尖名校不抱希望时，一封来自计算社会科学重镇的邮件，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折——她获得了校园面试（on-caus interview）的资格！这意味着她进入了最终候选名单，需要飞往美国进行为期两天的深度交流与考核。狂喜只持续了短暂的一瞬，随即被更巨大的压力取代。这不再是隔着屏幕的交流，而是真刀真枪的面对面较量，她要面对的是整个院系的教授和充满竞争意识的同行。
她再次投入更高强度的准备中。林修远则暂时放下了手头一部分研究，充当了她的“专属智囊”。他帮她分析可能遇到的每一位教授的研究方向，提炼出他们可能感兴趣的关键点；他帮她完善那个关于社区信息传播的ABM模型，确保每一个技术细节都经得起推敲；他甚至提醒她注意一些学术圈内不成立的礼仪和交流技巧。他的支持，具体、务实，且充满了信任。
与此同时，林修远自己的研究，在论文被接收的短暂兴奋后，陷入了一个更深的、关于“理论泛化能力”的瓶颈。他发现，他那个巧妙融合了图神经网络与强化学习的模型，虽然在特定的交通流模拟场景中表现优异，但其核心假设和结构，是否具备足够的鲁棒性，能够推广到其他类型的社会互动中？比如，在线社区的意见形成，或者创新技术的扩散过程？他开始着手进行更一般的理论抽象工作，试图剥离掉具体应用场景的细节，提炼出一个更普适的、关于“结构化环境中适应性智能体集体行为”的计算框架。
这项工作极其抽象，进展缓慢。他常常独自在图书馆或实验室待到深夜，与康德、维特根斯坦关于“认知边界”的哲学著作为伴，试图为他的数学模型寻找更坚实的存在论基础。这个过程比纯粹的数学推导更消耗心力，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自我怀疑。他偶尔会在与夏晴天的交流中，流露出这种深层次的困惑：【试图为‘社会结构’本身下一个计算定义，发现它像试图抓住一团雾气。我们建模的，究竟是客观存在的结构，还是我们认知能力的投影？】
夏晴天看着这些充满哲学思辨的问题，虽然无法在技术上提供帮助，但她能理解这种触及学科根本的迷茫。她会回复：【也许就像物理学家定义‘力’，最初也是模糊的，但通过其效应（F=）来捕捉和运用。你的‘社会结构’，或许也需要通过其对智能体行为和宏观现象的‘约束效应’来定义和度量？】她的回答，带着社科训练带来的、对概念操作化的敏感，为他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思考锚点。
二月初，夏晴天踏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校园面试的两天，密集得如同旋风。与教授的一对一谈话、小组讨论、模型展示、与在读博士生的交流……她调动了全部的精力和智慧，努力展现自己的潜力、热情和快速学习的能力。当她最终坐在返程的飞机上，望着舙窗外无垠的云海时，心中充满了极致的疲惫，以及一种无论如何都已尽全力的释然。
回国后不久，那所梦寐以求的大学发来了博士录取通知书，并附带了全额奖学金。那一刻，巨大的喜悦如同海啸般将她淹没，她拿着手机，反复确认着邮件里的每一个单词，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她第一时间将邮件截图发给了林修远。
此时是波士顿的凌晨。林修远似乎还没睡，回复迅速抵达，只有两个字，却重逾千钧：
【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