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予又说：“我前头去找了在交通部上班的老同学，他告诉我现在香港那边去越南的船都需要提前订票，我们那么多人，又孩子居多，折腾不起，最好不要买差劲的舱等，这样一来，怕是要在香港等上两旬。我托他买船票，他在听说高校南迁的决策后很是动容，还主动帮我们联系了香港那边的熟人找住处呢。”
“那可要好好谢谢人家。”
“自然。”慎予环顾了一周家里，它还是温馨宁静，却不再符合此刻他的心境，“从前我厌恶阿爹和姐夫动辄以钱财和手中微末的权力去解决问题。这两年经历了许多，才发现自己当时身在福中不知福。比起多数同样是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人，我一路走来还算太平。扪心自问，难道靠的是我自己的能力么？姐姐，我以前是不是傻得可笑？”
极致的理想主义者坠入现实后，往往有一拨人选择彻底和过去割席，摇身一变为愤世嫉俗、满心谋私利的“人物”。
如果还能想着为人为国做些实事，不思一己浮生安逸，怎么能说这样的人是傻子呢？即使真的傻，也是傻得可爱，傻得高贵的。
“我此一去昆明，再会之日不可期。姐夫什么时候回国？你独自带孩子在上海，我始终不放心。”
说起王遗时，惜予近来才收到他的消息，便同慎予说：“他原本现在应该回来，无奈欧洲那边回国的交通也不便利了，之前写信的时候说准备去法国，那边有回来的航班。”
“所以是他要你等在这？”
“那倒没有。公公婆婆现在都搬去了重庆，本来咱们家也一起过去，奈何姆妈说动不了爹爹，他们就还是留在杭州，不过此一时彼一时，等铁路一通了，他们也要来上海。”
“爷娘跟着你，我放心。喔，对了，王家既然人随厂搬，跟着国民政府内迁了。”谈话中慎予渐渐放松，他抬抬下巴，用从前顽皮的口吻问道，“你怎不一道走？”
惜予直白，“我不是实业家、不是工厂主、不是学者、不是难民。既不能为国家做什么，也没有为战火所迫。上海虽然沦陷，躲在租界日子到底还过得下去，为什么要走？说得难堪点，战争一天不结束，躲到哪里过日子才能安心？”
“是啊，”慎予也深以为然，“我们都算是极其幸运的了。而且……”
他欲言又止，最终还是选择说了出来：“你要是出现在王家太太眼前，她定忍不住指手画脚教你她那套理事做人的方式，还要甩婆婆的派头给你看，催着你给她家生孙子。也不想想她儿子跑得那么远，当我姐姐是圣玛丽亚还是姜嫄啊？”
惜予打了一下说话没个轻重的弟弟。
慎予才正色道：“你不说去就不去了，姐夫同意了？”
“他消息不通，知情的时候事都已经落定了。不过他后面还是发了电报来，说全凭我作主。”
“那足见他如今待你是真心爱戴、足够尊重了。”
她没有同弟弟说，那时数次与公婆的通话俱以不欢而散告终。
战火既烧到了沿海，政府让办厂的人内迁。王先生早在重庆物色好房子，一切打点妥当，勤等着一家老小搬过去了。
惜予这边，王家公婆直接通知的她，并没有征求意见的意思。毕竟当时上海打仗打得一塌糊涂，有门路的人都巴不得逃去安全的地方。谁想到惜予连王遗时都未曾告知，直接电联王公馆，言明自己带着孩子在上海呆得挺好，并不准备跟公婆内迁。
电话那头，王太太面孔拉得老长，若不是怕破口大骂惹得儿媳更加抵触回家，她定要好好教训一顿。几次通话下来，王先生软硬兼施，俱也说动不得，终于发火撂了电话。然他终究是斯文惯了，又爱讲开明，不像谢老爷，你要是敢忤逆他，第二天就上门把你捆一捆打包带走。
王先生让谢家父母和王遗时都去给惜予做思想工作。
谢太太本就不欢喜王太太有意无意地刻薄惜予生不出儿子，亦深知自己这个女儿颇有些“不自由毋宁死”的侠气，因此”威逼“谢老爷不许去游说惜予。谢老爷只得推托“儿大不由娘”、“年轻人由他们去吧”。
而王遗时远在重洋之外，等他知情表态，事情都已经尘埃落定。他也没有帮着父母讲话，只说夫妻一体同心，自己能走到今天离不开妻子支持与理解，如今她既有自己的意见，他理当同样的去支持她，请父母不要再为难，甚至可以宽一宽心。上海的租界内到底还算有一份安稳，许多朋友也都在身边，再加上自己很快也要回国，他们一家留在那边也没什么不好的。
王家公婆眼见打算彻底落空。最后一次通话，王太太的哭骂声中，夹着王先生一句“好自为之”，电话挂断了。
中国人若讲“好自为之”，算得上是一句重话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