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太守、县令管理百姓，应该由经历过世面有经验的人来担当。”崔浩固执己见，最终把他推荐的人派出去任职。

    当时，高允得知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恐怕免不了一场灾祸。为了顺遂自己未必正确的私心而同朝廷有权势的人对抗争胜，他将用什么来保全自己呢！”

    而这句话最后也一语成谶。

    但直接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是《国记》事件。

    在太延五年十二月时，拓跋焘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拓跋焘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

    崔浩他们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据高允后来陈述，崔浩主要起到总裁大纲的作用，此外还与高允负责国史中《先帝记》和《今记》部分的编写。

    当时，拓跋焘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但是《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

    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记》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

    拓跋嗣皱了皱眉，“这也太过劳民伤财了些，不过也算是歌颂功绩，总不至于因此就杀了他。”

    萧然说道：“重要的当然不是崔浩花了钱，而在于他写的内容。”

    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

    虽然说这对后世的考古有着很大的意义，但是当时的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拓跋焘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

    于是拓跋焘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

    拓跋焘亲自审讯崔浩时，他也惶惑不能应对，这让拓跋焘一度想要诛灭崔浩和他的幕僚宗钦、段承根等人，以及他们的部属、僮仆等一百二十八人的五族，共有数千人。

    后来经高允力争，这才改变想法，但最终崔浩也没有逃过一死，拓跋焘还是下诏诛杀崔浩。

    崔浩被关在囚车里，由士卒押送到平城南郊，押送的几十名士兵在他的头上撒尿，史称“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

    同时，“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也被定罪杀死，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包括其姻亲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

    

    第986章悔之晚矣！

    拓跋嗣沉思了好一会才说道：“崔浩此举确实不应当，但是...”

    萧然接过话来，“但是不至于死的这么惨，对吧？”

    他一没有叛国，二没有企图越过皇帝把持朝政.

    拓跋嗣点了点头，“是的，尤其是还牵连了那么多的人。”

    萧然说道：“事实上在崔浩死后，拓跋焘也后悔了。”

    崔浩死后不久，拓跋焘北巡阴山，后悔诛杀崔浩，当时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重，有传言他已经逝世，拓跋焘听说后，感叹道：“李宣城可惜！”既而又说：“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崔浩被杀一年后，拓跋焘反思“刑网太密”，令人改定律制。

    崔浩这个人自成一派，他对许多大众认同的事物，都有他不一样的看法。

    崔浩能为杂说议论，并不擅长写文章，而只是留心于制度、科律以及经术的言辞，制作家祭办法，排列五宗次序，制定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明白可观。

    生性不好老、庄之书，每次读不过数十行，就丢了，说：“这些矫饰诬妄的论述，不近人情，必定不是老子所写的。老聃演习礼义，仲尼师从他，哪里会著败坏礼法之书，以乱先王之教呢？这就是袁生所谓家人筐箧里的物品，不可在王庭中宣扬。”

    崔浩与大臣毛修之交好，常常与他共同论说，讨论时，谈到《三国志》作者陈寿有古人良史风范，其所著述，文义典正，都是“扬于王廷”的文字，“微而显，婉而成章”，自班固修《汉书》以来，无人能及。

    毛修之说：“我过去在蜀地，听长老说，陈寿曾任诸葛亮门下书佐，被诸葛鞭挞百下，所以他论诸葛武侯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崔浩于是与他论说道：“承祚评述诸葛亮的时候，是有故意过美之誉，按查诸葛亮的行迹，不是不相符，不是夹带私恨。为什么这样说呢？

    诸葛亮任刘备的丞相，正当九州鼎沸之际，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合欢，却不能与曹氏争夺天下，舍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据守穷困崎岖之地，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