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奶奶做的拉条子，烙的煎饼，包的包子，蒸的白馒头和加了白糖的开水。也想奶奶搂着我时，身上的味道，就像晒过太阳的棉被，有一种让人想把脸埋进去的安全感。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舅舅和奶奶，我好想他们。
我记得上小学四年级时，语文老师教我们写信，给了我们信纸和信封，班里好多同学都写给了自己的爸爸妈妈，我写给了舅舅。
在信里，我一遍遍问他什么时候来接我，洋洋洒洒地写满了整章纸，仔细地将信折好放进信封里，在信封上写上舅舅的名字和地址，然后交给老师。
从那天起我几乎每天都在期待舅舅的回信，或者他不会回信，看到信后，会直接飞奔过来把我带走。
那时的我压根不知道，信封上少了一张邮票，没有邮票的信，是无法寄出去的。
快立冬的时候，江亦家搬走了，听说好像是他爸爸的被调到了市里，所以就搬走了。
我心里空落落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失落。江亦家搬走了，他放寒假还会回泉京镇吗？会回来吗？
我几乎每天都想，我们没有一点联系，会不会就这样分开了？这个问题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我常常站在福满酒家门口望着江亦家住过的大楼。六层的楼房，他家住在三楼，一上楼梯的那间就是他家，门是红色的防盗门，进门处右边是个鞋柜，左边是客厅，直着往里走，靠客厅那边就是江亦的房间。
冬天的风很冷，像钝刀一样刮的脸生疼。记得初三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很大的雪，天气格外的冷，江亦带着烤红薯去了学校，三个红薯，个头不大，邵婷婷，我和江亦一人一个，我们坐在花坛旁边的石凳子上，一边呵着白气一边剥红薯上焦黑的皮。
可现在，他们都离开了泉京镇，只有我一个人还孤零零地留在这里。
爸妈依旧不让我离开泉京，他们说女孩子就该安安稳稳地待在家里，等年纪到了，找个好人家嫁了。
可我不想按照他们的方式生活，没有思想，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
我很想出去，却没有办法，我甚至想过悄悄地逃走，可逃去哪？我不知道，怎么逃出去？我也不知道，能离开泉京镇的客车就两辆，他们都认识我，可能我前脚上车，后脚就会被拽下车。而且，我的身份证也被他们锁在抽屉里。
其实说白了，那时的我就是没有勇气，想逃走，想离开泉京镇，想离他们远远的是真的，没有勇气去陌生的城市也是真的。
其实后来想想，那时的我，就是没有被逼迫到一定程度。总以为他们是父母，即便再不喜欢我，也断然不会把我草草嫁人，随便决定我的一生。
后来才明白，是我想的太天真了，一件早就被‘标好价格的商品’，是没有权利决定自己去向的。
腊月二十八那天，福满酒家放假了，我回家看着他们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地坐在沙发上吃着零食看电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羡慕。
其实还没进屋的时，我就已经听到从客厅里传来的笑声了。
我推门进去，暖气烧的很热，烟灰缸里的橘子皮和花生瓜子壳已经满出来了。他们四个人挤在一张沙发上，爸爸喝着茶，弟弟在嗑瓜子，姐姐躺在妈妈腿上，妈妈正在给她掏耳朵。
电视里播放着综艺，不知道是哪句话话戳到了他们的笑点，他们异口同声的“哈哈大笑”。默契好的就像是排练过。
“我也放假了。”我轻声说，声音小的连我都不清。
没有人理我。
妈妈帮姐姐掏完耳朵，弟弟撒娇着说也要，妈妈宠溺地拍了拍自己的腿，示意他躺上去。爸爸放茶杯，剥了一个橘子递给姐姐，连上面的白丝都剥得干干净净，指甲缝都黄了，塞满了橘子皮的汁水，却仍旧笑的很开心。
我就那样静静地站在门口看着，我多想沙发上也能有一个我的位置，不需要多大，只要我能坐得下就好。
不知道为什么，明知道他们不喜欢我，心里还是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和宠爱。
那种矛盾的情绪在心里反复撕扯，明明清楚的感受到了他们的冷漠，却总在他们偶尔展露出温情时刻时，像抓住救命稻草般说服自己。
他们本该是爱我的，就像爱姐姐和弟弟一样，或许是我做得不够好？这种自我怀疑像小刀一样一下下的划着我的心口。
想起姐姐过生日时他们准备的蛋糕，弟弟哭闹时他们耐心的哄劝，到自己时，不是冷眼相待，就是一句‘要懂事点’。
我知道，他们不爱我，所以不会宠爱我，每一个细节都证明着，我却还要偏偏替他们编造借口。
是不是我真的不如姐姐那般讨人喜欢？可要怎样才能讨他们喜欢一点呢？我常反复咀嚼他们对我说的话，把他们偶尔对我的笑当作宝物珍藏。明明已经心知肚明，却仍不想丢掉他们施舍给我的那点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