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卫宁顺利入职本市的经纬建筑设计院，并逐渐适应朝九晚五（对于建筑设计师来说，更常见的是朝九晚N）的生活后，她与念念的见面变得更加频繁。周末，她常常被徐佳叫到家里吃饭，或者直接由她带着念念去游乐场、科技馆。在外人看来，一大一小的俩人感情好得令人羡慕。李卫宁对念念几乎有求必应，宠爱备至；而念念也永远表现得乖巧、聪颖，是李卫宁疲惫工作后最有效的“解压良药”。
然而，在这温馨和睦的表象之下，念念（王雨然）的内心却无时无刻不在焦灼地燃烧着。义务教育阶段，对于一个孩童而言，是一段被严密保护和监管的时期。行动受限于家庭和学校，时间被课程和作业分割，这种“不自由”的状态，对她而言，无异于一种酷刑。她像一个被囚禁在幼小身躯里的成年灵魂，眼睁睁看着仇人就在眼前，却因自身条件的桎梏而无法实施任何实质性的报复行动。
必须尽快获得自由！ 这个念头如同驱动引擎，在她脑海中轰鸣。而获得自由的第一步，就是尽早结束这漫长的、被圈禁的学生时代。她的复仇计划里，需要独立行动的能力、自主支配的时间，以及一个不被轻易怀疑的成年人身份。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尽快考上大学。
一个清晰得近乎冷酷的计划，在她那颗早熟的大脑中形成：她要最大限度地压缩基础教育的时间，她要成为一名“神童”，一条教育的快车道。
于是，在别的小朋友还在热衷于看动画片、玩泥巴的年纪，念念已经开始“主动”为自己的人生加码。刚满四岁，她就扯着母亲徐佳的衣角，用充满“求知欲”的大眼睛望着她：“妈妈，楼上的妞妞姐姐去学画画了，念念也想去。念念还想学钢琴，学跳舞，学那个外国老师说的英语……”
望女成凤的王建和徐佳，看到女儿如此“好学”，自然是喜出望外，毫不犹豫地投入重金。很快，念念的课余时间被各种兴趣班填满：钢琴、绘画、舞蹈、英语、甚至还有逻辑思维训练。她不像其他孩子那样需要逼迫，反而表现出惊人的专注力和吸收能力。她不是在被动地学习，而是在贪婪地掠夺一切她能接触到的知识，将这些视为未来复仇路上可能用到的工具。她小小的身影奔波在不同的教室之间，眼神里没有孩童的不耐，只有一种近乎苛刻的专注。
四岁生日刚过不久，一次家庭聚餐，李卫宁也在场。念念吃着饭，突然放下勺子，小脸一本正经地对王建说：“爸爸，我不想上幼儿园了。”
一桌人都愣住了。徐佳柔声问：“为什么呀宝贝？幼儿园有小朋友陪你玩不好吗？”
念念皱着小眉头，用一种混合着无聊和委屈的语气说：“老师教的儿歌和数字太简单了，我都会。我想学更难的东西，像小学生的哥哥姐姐那样，认很多很多的字，做算术题。” 她说着，目光若有若无地扫过李卫宁，补充道，“那样，我就能看懂李阿姨画的漂亮的房子图纸了。”
最后这句话，像一颗精准的糖衣炮弹，瞬间击中了王建作为父亲的虚荣心，也软化了李卫宁的心。李卫宁感动地搂住念念：“哎呀，我们念念这么聪明，这么小就想看阿姨的图纸啦？”
王建看着女儿“求知若渴”的眼神，又看到李卫宁赞许的目光，一股“我女儿是天才”的豪情油然而生。他拍着胸脯：“好！既然我闺女这么爱学习，爸爸想办法！”
接下来的几个月，王建动用了自己并不算广阔的人脉，托关系、找门路，甚至不惜花费不菲的“赞助费”，磨破了嘴皮子。他四处宣扬自己女儿智力超常，幼儿园课程已无法满足其学习需求。过程几经周折，备受质疑，但最终，在念念刚满五岁那年秋天，王建奇迹般地将她送进了一所对入学年龄要求相对宽松的实验小学，成为了一名背着巨大书包的一年级新生。
踏入小学，对念念而言，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需要加速通过的站台。一年级的语数外课程，在她看来幼稚得可笑。她安分了一个学期，用无可挑剔的满分成绩和“天才”表现堵住了所有最初质疑她年龄太小的声音。
一年级下学期刚开学，念念开始了她的下一步行动。她不再满足于考满分，开始在各种场合表现出对当前课程的无聊和轻视。放学回家，她会把书包一放，对着王建叹气：“爸爸，上课好没意思啊，老师讲的我早就会了。能不能让我去上高年级的课？”
王建起初只当孩子玩笑，耐心劝导：“念念，学习要循序渐进，打好基础。”
但念念的“抗争”升级了。她开始“罢学”——当然，是精心计算过的。她会在课堂上看似认真地听完讲，然后举手指出老师讲解中的某些“不严谨”之处，或者提出超纲的问题，让年轻老师时常下不来台。回家后，她故意不完成那些她认为“愚蠢”的重复性抄写作业，而是抱着王建大学时的旧课本或者李卫宁带来的科普读物看得入迷。
当王建被老师第三次请到学校，委婉地告知孩子“想法独特，课堂纪律有待加强”后，他感到了压力。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