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半个月，出租屋里弥漫的不再是泡面的香气，而是一种焦灼、茫然和时不时冒头的悲伤。他们像两个被上了发条的玩偶，在通勤高峰期挤进沙丁鱼罐头般的地铁，奔赴一场场希望渺茫的面试；更多的时候，则是窝在房间里，对着闪烁的电脑屏幕，海投着简历，仿佛这样就能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
北京的面试市场如同被寒流冻结。陆晓娅面对的，要么是薪资被压到惨不忍睹的初级岗位，要么是挂着“编剧”头衔，实则是“短视频文案+运营+客服”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她一次次地带着自己精心打印的作品集出去，又一次次地铩羽而归。那些面试官审视的目光，仿佛在掂量一件过季的商品，礼貌而疏离。
“他们甚至不愿意看完我的剧本片段，”一次面试失败后，她瘫在沙发上，对林屿抱怨，声音里带着疲惫的哭腔，“只问我能不能写那种三十秒内必须有反转的狗血小剧场。”
林屿的情况稍好，技术背景让他收到了一些面试邀请。但无论是北京还是远程面试深圳的公司，过程都并不轻松。他常常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技术面、项目面、HR面。挂了视频，他会长时间地沉默，眉宇间拧着一个解不开的结。
“王磊说的那个岗位，有戏吗？”陆晓娅小心翼翼地问。
“技术面过了，在等HR终面消息。”林屿揉了揉眉心，“薪资待遇比北京好百分之三十，但……压力肯定更大。”
“哦。”陆晓娅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沙发套上的线头。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张力。决定是一起做的，但当它开始一步步变为现实时，那种即将分离的恐慌感，才如同潮水般真正漫上心头。他们开始刻意避免谈论“以后”，话题只围绕着“今天面试怎么样”、“简历改了吗”、“晚上吃什么”这些安全的表层。
争吵也来得猝不及防。
起因是一件小事——陆晓娅想把那盆养了两年、好不容易才抽出新叶的琴叶榕带走，而林屿觉得托运植物太过麻烦，且不确定到了新的城市是否有精力照料。
“麻烦？你觉得它麻烦？”陆晓娅的声音陡然拔高，连日来的压力和对未来的不安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它陪了我两年！比有些人靠谱多了！”
林屿正为深圳那边迟迟没有最终答复而心烦意乱，闻言也火了：“你能不能现实一点？我们现在是逃难，不是搬家！什么都想带着，可能吗？”
“逃难”两个字刺痛了陆晓娅。她猛地站起来，眼圈瞬间红了：“是，我们是逃难！是被这座城市扫地出门了！所以你就可以理所当然地丢掉一切你觉得‘麻烦’的东西，包括我吗？”
“你胡说八道什么！”林屿又气又急，“我这么做是为了谁？还不是想给我们找个出路！”
“出路就是分开？”陆晓娅脱口而出，说完自己也愣住了。
房间里一片死寂。那句话像一把冰冷的刀子，悬在两人之间。
林屿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颓然地坐回椅子上，双手插进头发里。陆晓娅转过身，肩膀微微颤抖，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那盆琴叶榕最终还是被决定留给了楼下一家看起来和善的邻居。
第一次，他们开始实质性地处理“分离”。陆晓娅联系了在上海的大学同学，询问那边的就业市场和租房情况；林屿则更加频繁地和深圳的王磊沟通，了解公司的具体业务和团队氛围。
打包行李成了最磨人的酷刑。每一个小物件都能牵扯出一段回忆。那本一起在书店淘到的绝版诗集，那张在后海酒吧听民谣的模糊照片，甚至是一个已经掉漆的卡通钥匙扣……都在无声地提醒他们，曾经共同拥有的岁月是多么具体而温暖，而即将到来的分离又是多么冰冷和抽象。
他们不再争吵，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残忍的冷静和高效。纸箱一个个被填满，封上胶带，贴上标签——“陆晓娅，上海”、“林屿，深圳”。房间渐渐变得空旷，回声显得格外清晰，仿佛他们青春和梦想的实体，正在被一点点掏空。
转折发生在一个周五的傍晚。
林屿终于收到了深圳那家公司的正式录用通知，职位和薪资都比预想的更好。他应该高兴的，但看着邮件里那个陌生的公司地址和“报到截止日期”，他只觉得胸口发闷。
几乎在同一时间，陆晓娅接到了一个来自上海的电话。一家专注于都市情感剧的影视公司，对她提交的剧本大纲很感兴趣，邀请她过去进行一轮当面沟通，并表示如果合适，可以合作开发项目。
机会，真的来了。以他们未曾预料的方式，粗暴地、不由分说地，将他们推向了命运的两端。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点外卖，也没有泡面。陆晓娅用冰箱里所剩无几的食材，勉强做了两菜一汤。吃饭的时候，两人都很沉默。
“上海那边……有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