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的这个地方,本地人叫它“里斯科”,意思是礁石。这名字实在太贴切。这里除了礁石,就是风。风从海上刮过来,带足了盐分和沙砾,一年到头地吹。
我搬来里斯科的第三个月,已经快被这风逼疯了。我租的房子是镇子边缘最后几栋石头屋之一,房东看我像看一个傻子。这里没有游客,没有邮局,只有一个星期来一次的补给船。我来这里是为了画画,为了逃离那些大城市里过分精致的画廊和没完没了的酒会。
结果,我一幅画也没画。我每天都在和我的房子作斗争。
那天下午,风尤其大,刮得我朝南那扇木窗“哐当、哐当”地响,好像随时都要散架。我试着用报纸塞住缝隙,风一吹,报纸就成了碎片。我试着用绳子捆住窗栓,绳子很快就磨断了。
我烦躁地坐在桌前,决定吃掉我最后两罐沙丁鱼罐头。这是我的“奢侈品”。我刚把罐头拉开,那股浓郁的番茄汁和鱼肉的腥味飘出来,我就听见“哐当”声停了。
我以为是风停了。我回头,看见窗户那里站着一个影子。
那是个男孩。
他瘦得像一根被风干的船桨,皮肤是本地人特有的深蜜色,被海盐和太阳晒出来的。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且大得离谱的T恤,赤着脚,站在我的窗外,正低头摆弄着那个坏掉的窗栓。
“嘿,”我喊了一声,“你干什么?”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睛很黑,也很平静,根本不像一个闯入者。他没理我,继续弄他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截铁丝,又在地上捡了个扁平的贝壳,三两下,就把那个松动的插销固定住了。
“哐当”声彻底消失了。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他退后了一步,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
“是你。”我说。
他没说话,只是看着我。
“是你偷了我的罐头。”我指控道。
我这人记性很好。我清楚地记得我买了五罐沙丁鱼,三天前放在窗台上。现在只剩下这两罐。
男孩皱起眉。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像是很久没说过话:“我没有。”
“就是你,”我坚持道,“这镇上就你最灵活,能爬上我的窗台。”
他没有生气,反而朝我身后抬了抬下巴。“你的小偷在那儿。”
我回头,什么也没有。
“它刚飞走。”男孩说,“它每天都在你屋顶上等你开窗。你一开窗,它就进去。”
“什么?”
“一只海鸥。”他说,“白色的,左边翅膀缺了一块毛。它喜欢你的沙丁鱼。”
我将信将疑地看着他。他一脸坦然,甚至有点不耐烦。
“窗户修好了。”他指了指,“不会再响了。铁丝会生锈,但贝壳能用很久。”
我低头看了看那个窗栓,被他用一种很古怪的方式固定住了。贝壳卡在木头缝里,铁丝缠绕着插销,纹丝不动。这手艺很巧妙。
“谢谢。”我有些尴尬。我看了看手里的罐头,“呃……你要吃吗?”
他看了看罐头,又看了看我。
“我叫陈。”我说。
“安。”他回答。
他伸手接过了我递过去的那罐沙丁鱼,用手指挖着吃。他吃得很快,很干净,连番茄汁都舔了。
“你多大?”我问。
“十四。”
“哦。”
他吃完,把空罐头递给我。“你这里的风,用报纸是挡不住的。得用油毡。”
“我没有油毡。”
“我知道。”他说完就走了。像他来的时候一样安静,赤脚踩在沙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看着那个被修好的窗户,又看了看手里剩下的最后一罐沙丁鱼。我忽然觉得,里斯科这个鬼地方也许没有那么糟糕。
(二)
第二天,安又来了。
他带来了一小块黑色的油毡,和一把生锈的钉子。他没敲门,直接爬上我的屋顶,开始修补我那个漏风的天窗。
我站在院子里仰头看他:“你从哪里弄来的油毡?”
“马特奥的。”他头也不抬地回答。马特奥是灯塔的看守人,镇上最老的人。
“你又偷了?”
“他不要了。堆在灯塔下面。”安的声音从屋顶传来,闷闷的,“我帮他擦了灯罩,他让我拿走。”
我看着他熟练地裁剪油毡,用石头把钉子敲进去。他的动作精确而有力,完全不像一个十四岁的孩子。
他干完活,从屋顶上跳下来,稳稳落地。
“好了。”他拍拍手上的灰。
“谢谢。”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他。这个镇上没有商店,我的钱在这里用处不大。我唯一的“资产”,就是我从城里带来的那些画具和几箱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