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图回到方才正在撰写的报告上，关于东南亚新兴市场的风险评估，那些冰冷的数字与图表曾是我赖以逃生的筏，可现在它们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线条。那气味依旧盘旋不散。于是我放弃了，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我知道它想把我带回哪里去。带回梁。或者说，阿梁。在我的记忆里，他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名字，有时是课本上被墨水涂掉的“梁文道”，有时是母亲口中那个“对面新搬来的梁家小子”，更多时候，他只是一个单音节的、被压在舌根下的模糊呼喊。阿梁。仿佛喊出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罪。
我们的开始与终结都发生在河边。那条贯穿整个小镇的浑浊的河，上游是伐木场，下游是棕榈园，河水永远是茶褐色的，漂浮着细碎的木屑、塑料袋，偶尔还有死去的家禽。镇上的人都说河里有东西，是日本兵的冤魂，或是更早些年被英国人推进河里的华工。父亲告诫我不许去河边，他说那里淹死过不听话的小孩。可阿梁不怕，他总是在那里等我。傍晚，太阳的余光把棕榈树的影子拉得又长又瘦，投射在泥泞的河岸上，像无数沉默的墓碑。他会赤着脚，裤管卷到膝盖，露出瘦而结实的小腿，上面布满了蚊虫叮咬后留下的深色疤痕。他从不主动说话，只是用下巴朝河对岸的橡胶林示意一下，我便跟过去。
我们穿过那片被镇民废弃的墓地，穿过长满野草的铁轨，进入橡胶林的深处。那里的空气是停滞的，光线被层层叠叠的树叶过滤得幽暗，只有一行行排列整齐的胶树，每一棵都绑着一个收集胶汁的瓦罐，象是在进行沉默的祭祀。我们并肩走着，手臂偶尔会碰到一起，他皮肤的热度透过薄薄的校服衬衫传过来，让我心慌。我们不说要去哪里，也没有目的，只是走，直到连最后的鸟叫声都消失，只剩下我们自己的呼吸和脚踩在落叶上的沙沙声。然后他会停下来，靠在一棵胶树上，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和火柴。那是他从那个当货车司机的哥哥那里偷来的。他点烟的动作很笨拙，火柴划了好几次才燃起，微弱的火光照亮他轮廓分明的侧脸，鼻梁很高，嘴唇很薄，眼神总是望向很远的地方，仿佛在看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
“你爸昨天是不是又打你了？”他抽了一口，把烟递给我。
我摇摇头，接过烟，学着他的样子吸了一口，呛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他看着我，没有笑，只是伸手拿回香烟，又吸了一口，缓缓吐出白色的烟雾。烟雾在潮湿的空气里弥散开，带着廉价烟草的辛辣味道。
“我看到你家晚上没开灯。”他又说。
我没回答。父亲那天喝醉了，不是因为我，是因为橡胶价格又跌了。他没有打我，只是把家里所有能砸的东西都砸了，母亲在一旁哭，哭声被他巨大的咆哮盖过。我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用枕头捂住耳朵。那晚确实没有开灯，因为电费单已经催了两次。这些事我无法对阿梁说，就像我无法对他说，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傍晚在河边看到他的身影。
“迟早要走的。”他忽然说，象是在对我，又象是在自言自语。烟头在他指间明灭，像一只红色的萤火虫。
“去哪里？”我问。
“吉隆坡，或者新加坡。哪里都行，反正不是这里。”他把烟蒂扔在地上，用脚尖碾灭。“这里什么都没有，只会烂掉。”
他说“烂掉”的时候，我仿佛能闻到河里那些漂浮物的腐臭，能感觉到橡胶林里无处不在的、缓慢的腐烂过程。我们的镇子，我们的人生，好像都在这股气味里慢慢烂掉。我看着他，想说点什么，或许是“我跟你一起走”，或许是更无力的“别走”，但最后什么也没说。我们之间总是有大段的沉默，沉默是我们唯一安全的语言。在那片幽暗得仿佛与世隔绝的橡胶林里，我们分享着同一支香烟，分享着彼此无法言说的秘密和恐惧。他的手指偶尔会碰到我的，干燥，粗糙，带着薄薄的茧。每一次触碰都像一次微弱的电击，让我既渴望又害怕。
那天我们回程时天已经全黑了。没有月亮，我们几乎是摸索着走出橡胶林的。穿过铁轨时，我被枕木绊了一下，他伸手扶住我，手掌握住了我的手肘。隔着一层布料，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掌心的热度。我僵住了，他也没有立刻松开。我们就那样在黑暗里站着，周围是无边的寂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吠。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又重又快。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