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工作那年，碰到个中学老师。男人在课堂上被学生用美工刀划了脸，伤口缝了十五针，伤好后他不敢进教室，一看见黑板就手抖，总觉得粉笔灰里藏着刀片。家里人逼他去学校，说：“这点小事都扛不住，算什么男人？”
结果他把自己锁在衣柜里，三天没出来。顾知微慢慢拉着他在办公室削铅笔，从粗到细，从钝到尖，削了整整一个月。
有一个女人家里半夜阳台闯进个小偷，虽然没受伤，却从此不敢靠近任何窗户。家里的窗帘永远拉得严严实实，连浴室的磨砂玻璃都要贴层报纸。丈夫觉得她无理取闹，要跟她离婚。
“不是不怕了，”这个女人后来跟顾知微说：“是知道怕也能活着。”
有个消防员在火场救了五个人，但因为没救回一个小女孩，从此见不得红色，连西红柿都不敢碰。顾知微没让他强行脱敏，只是陪他在画室画了三个月的红色，从浅粉到深红。
她的老师说创伤这东西跟伤口结疤一个道理，你非得把那层痂揭开瞅，除了流血没别的好下场。得等它自己长平了，结结实实跟皮肉长在一处，再慢慢碰。
那时候顾知微信这套，那时候她认为创伤是掉进鞋里的沙子，硌得人走不了路，别人再着急也没法替你倒，弄不好还会把更多沙砾灌进去，最后还是要自己蹲下来借着路灯的光一点点倒出去。她能做的就是那盏灯，递张纸巾，或者等在旁边，让对方知道倒沙子的时候不是一个人。
但她第一个印象深的是个大学教授，研究古文字的。有天突然把自己锁在书房，说甲骨文在骂他，字字都在咒他断子绝孙。家属撬开门时，他正拿美工刀把书里的甲骨文一个个剜下来，手指割得鲜血淋漓，还嘿嘿笑：“看你们还怎么骂。”
还有一个开屠宰场的老板，大冬天光脚在雪地里跑，说脚底板沾了血，洗不掉。他每天用钢丝球搓脚，脚心搓得露了肉，照样觉得腥气。家里人没办法，把他捆在椅子上，他能挣断皮带继续搓。
以及一个女学生，十七岁，总觉得自己肚子里有虫子在爬，去医院做肠镜，什么都没有。但她就是觉得虫子在啃五脏六腑，半夜拿剪刀往肚子上划，说要把虫子挑出来。家长带她看遍了医院，最后才送来她这里。
顾知微发现她手腕上有烟头烫的疤，追问了半天才说，是被继父烫的。
“虫子是假的。”顾知微递给她个毛绒玩具，“但你怕他是真的，对不对？”
女生抱着玩具哭了，后来通过法律程序换了监护人，肚子里的虫子再也没爬过。
顾知微开始明白有些伤口光靠自己长不好，就像被生锈的铁钉划破的口子，你不光得等它结痂，还得有人递块浸了碘伏的纱布，不然迟早要发炎流脓。
心理比皮肉娇贵得多，有些创伤是带毒的，要用专业的法子清创，再敷上对症的药，光等着自己好，纯属痴心妄想。
再后来她遇到个物理学家，研究量子力学的，却总觉得自己是台坏掉的收音机，脑子里塞满了杂音。他用头撞墙的频率比吃饭还勤，说这样能调准频道。顾知微给他开了心境稳定剂，也试过团体治疗，但就像试图给一台生锈的机器上润滑油似的，怎么都拧不动那把卡住的齿轮。最后有天早上他把自己吊在了窗帘杆上，脸上还带着点诡异的笑意，像终于调准了频道。
于是顾知微又开始明白有些刻进骨髓的东西就像颗定时炸弹，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在哪个午夜十二点炸开。心理医生说到底不是拆弹专家，顶多算个在警戒线外举着警示牌的。
她面对过无数抗拒治疗的案例，有把心理量表折成纸飞机的，有假装听不懂普通话的，但如果要票选最顽固的病人，她和游止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投给蒋虎。
蒋虎的身体实在撑不住的时候被游止拽着来接受过一次顾知微的治疗，第二次治疗就直接缺席，让张承煜送来一张签好的支票，说幸苦她了。
那一次治疗让她心有余悸，他的抗拒像精心打磨的钻石，坚硬又剔透，你明知里面全是裂痕，却挑不出半点瑕疵。
蒋虎面对暴露疗法时只是慢条斯理地卷起袖口，露出小臂上的旧伤，甚至不屑于掩饰指尖的颤抖，问她：“你想让我看什么？这些？”
那时他二十出头，头顶的灯垂得低，光直直落下来照见他发间几缕白。不是老迈的那种霜白，是枯槁的白，像被火燎过的草，蜷在黑发里突兀得扎眼。
他显然处于某种失控的状态，手背青筋一跳一跳，指尖偶尔会发颤，像是按捺什么要破体而出。但每一次起伏都被他强行压下去，化成更沉的静，沉在眼底翻涌，和他对视只觉得冷。
那种冷的感觉怎么说呢，是有形状的，顾知微觉得大概就像一面镜子已经裂了缝，蛛网似的爬满整个镜面，却还强撑着没碎，每一块碎片都亮着，闪着锋锐的光，太利了，他就立在那片寒光中央，视线所及之处皆是猎场，不分亲疏不论缘由，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