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也没有碰过家里餐桌上的任何一口饭菜。那个曾经飘出过令我作呕的辣椒与油腻肉香的地方，与我再无瓜葛。我的餐桌，变成了病床上的小桌板，沙发前的茶几，或是阳台角落里那把孤零零的椅子。
我的手机成了我的粮草官。炸酱面、麻辣烫、麻辣香锅、螺蛳粉……这些曾经被先生以“不卫生”、“不健康”为由严令限制的食物，如今成了我每日的救赎。我带着一种近乎自暴自弃的放纵，以及一丝隐秘的抗争快感，频繁地光顾着这些重口味的“禁区”。当外卖员将那些散发着浓郁气味、包装严实的餐盒递到我手中时，我感受到的不仅是对食物的渴望，更是一种对自身掌控权的微弱宣誓——至少，我能决定自己吃什么，用什么容器吃。
起初，剧烈的孕吐依然制约着我。很多食物送到嘴边，闻一下便没了胃口，只能勉强吃几口，剩下的便浪费掉。但随着月份逐渐增大，身体的激素水平似乎找到了新的平衡，那折磨我许久的妊娠反应，竟像退潮的海水般，缓缓地、确凿地开始消退了。
我的胃口，如同被春风唤醒的冻土，一点点地恢复了生机。更奇妙的是，我的口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前对酸味无感的我，如今点任何外卖，都会在备注里格外强调：“微辣，麻烦猛猛的加醋！谢谢！”酸辣粉的醋要额外加一包，麻辣烫的汤底要酸得醒目，就连吃一碗最普通的馄饨，我也要倒上小半瓶陈醋，直到汤汁变得深褐，入口能激得人微微一颤，才觉得够味。
这种对酸味的极致追求，让我不由得想起那句流传甚广的民间俗语——“酸儿辣女”。我下意识地抚摸着日渐隆起的腹部，感受着里面那个小生命轻柔的胎动，心里默默地想：这么爱吃酸，这个乖宝宝，大概是个贴心的小棉袄吧？是个女儿。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一丝犹豫和阴霾便随之而来，像一片薄云，遮住了刚刚升起的些许阳光。女儿？如果真是个女儿，那么，先生那句婚前曾半开玩笑半认真说过的话，会不会成为我们未来生活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雷区？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们谈及未来时，他曾以一种我当时以为是传统家庭难免会有的观念，提及他家“三代单传”，希望“最好能有个儿子”。
此刻，在经历了婚礼的种种不堪、孕期的冷漠对待以及生活习惯的巨大冲突后，这句曾被轻描淡写的话语，其分量变得无比沉重。如果他，或者他背后的家庭，真的对男孩有着执着的期待，那么一个女儿的降生，是否会带来新的压力？是否会要求我“再生一个”，直到达成那个目标？我疲惫不堪的身心，是否还能承受又一次孕育的艰辛，以及可能面临的、更为复杂的家庭局面？
就在这种疑虑滋生时，先生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担忧。他看着我日益变大的肚子，眼神变得柔和，曾不止一次地、无比真诚地对我说：“别想那么多，男孩女孩都好，都是我们的宝贝，我都喜欢。”
他的真诚，在那一刻，抚慰了我不安的心。我努力说服自己，放下对性别的担忧，只期盼孩子健康平安。
在整个孕期，我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外卖大户”。我的外卖订单记录，密密麻麻，勾勒出一幅孤独孕妇的自救地图。尽管我几乎不再消耗家里的米油菜肉，但先生给婆婆的生活费，却一点也没有减少。甚至，在某些月份，他会以“物价上涨”或“妈妈辛苦”为由，额外多给一次。
这些钱，最终流向了何处，我心知肚明。它们化作了婆婆房间里越来越多的化作了她招待女儿女婿时更为丰盛的餐食，或许，也化作了她银行存折上悄然增长的数字。而我，这个名义上被“照顾”的孕妇，却需要完全自费解决一日三餐。
我没有就生活费的问题提出任何异议。一方面，那种刻在骨子里的“吃亏是福”的惯性，让我羞于在金钱上斤斤计较，仿佛那会玷污了我最后一点清高；另一方面，也是更现实的原因是，那时我的工作尚未受到生育的影响，收入稳定。我掂量着自己的工资卡，计算着外卖开销，觉得尚且能够负担。我甚至用一种近乎阿Q的精神，将这笔多付的生活费，视作提前支付的“养老钱”——既然现在无法在情感和照料上得到应有的回报，那么，就用金钱来买断未来可能的部分责任吧。这种想法带着赌气的成分，也夹杂着一丝对未来的悲观预判。
就这样，在螺蛳粉的酸笋味和麻辣香锅的辛香中，在无数个独自对着外卖餐盒的日夜交替里，我的孕期进入了尾声。我的身体因为长期的外卖饮食，并未达到理想中的丰腴，反而显得有些虚胖和浮肿。但令我无比感激的是，腹中的孩子，我的儿子，他是一个多么坚强而体贴的乖宝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