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巨变中，太平公主凭借其诛韦定策之大功、睿宗胞妹之至亲、以及多年经营之深厚根基，权势骤然升至巅峰，其府邸澄心堂，也随之成为帝国实际上的机要中枢之一，甚至隐隐凌驾于鸾台、凤阁之上。往日门庭若市的公主府，如今更是车马络绎，朱紫盈门，各方势力皆欲通过此处，窥探圣意，或求取进身之阶。
杜善的身份与职责，亦随之水涨船高。郑司记虽仍总揽全局，但更多精力用于随侍公主参与最高密议，澄心堂日常文书机宜，实则多交由杜善决断。她已不再是单纯的掌记，而被公主默许，行使着近乎“司记”之权，官阶虽未即刻擢升，然其实际权柄与影响力，已非昔日可比。公主甚至特赐其一枚小巧的银印，专用于批阅、转发非绝密级别的文书指令，印文曰“太平公主府行遣”，见印如见公主府令，台省诸司皆不敢怠慢。
每日拂晓，杜善步入澄心堂时，案头已堆满来自四面八方的文书。这些文书，种类繁多，分量沉重，远非昔日可比。
有来自睿宗御前的“批答”副本或“口谕”记录。睿宗性喜清静，尤爱修道，厌烦琐务，许多政事常询于太平公主，得其议后，方下敕旨。故杜善常能最早见到政令的雏形，甚至需根据公主之意，草拟敕书初稿。例如，一份关于加封张说为中书侍郎的敕草，其上便有公主朱笔添注：“说，有谋略，曾预大计，可大用。” 杜善便需据此，润色敕文，突出张说之功与才，使其任命更具说服力。
有来自鸾台、门下省的奏抄呈报，皆需公主过目定夺。小至官员考绩异动，大至边镇军情急报，皆先送澄心堂“备览”。杜善需先行阅览，提炼要点，附上节略，甚至拟出初步处理意见，供公主批阅。一日，幽州急报突厥扰边，请求增兵。杜善阅后，立即调阅近年边镇粮储、将领更替记录，在节略中注明去岁幽州粮丰、新任都督善守等信息，并附议“宜敕边将严备，暂不增兵，以观其变”，公主览后，深以为然，朱批“如议”，遂成定策。
更有来自各方势力的密函、荐书、乃至“心意”。亲王、宰相、节度使、乃至寺观高道，皆以各种方式，试图与公主互通声气。杜善需仔细甄别，哪些需立即呈送公主，哪些可暂缓，哪些需记录在案却不必上报，哪些需以公主府名义给予得体回复却又不作承诺。她案头有一暗格，内藏一册“密录”，专记此类人情往来、势力请托，以为公主参酌。某日，太子少保韦安石密呈一函，隐晦提及某刺史人选，并附一礼单。杜善将函件呈送公主，却将礼单另录于“密录”，不随函附上。公主阅函后，未置可否，杜善便知此事需冷处理。
此外，公主府本身庞大的产业、遍布各地的耳目线人、以及与相王旧部（如今已多为朝中重臣）的私人联络，所产生的海量文书、账目、情报，亦需杜善统筹管理。她手下已有数名低阶女官协助整理、抄录，但核心的阅览、摘要、拟办之权，仍牢牢握于其手。
权力的滋味，如同陈年烈酒，初尝凛冽，回味却足以令人晕眩。杜善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手中这支笔的分量。她的一句批注，可能决定一名官员的升迁黜落；她的一份节略，可能影响一项政策的走向；她筛选信息的角度，甚至可能左右公主对某个人、某件事的看法。昔日需要层层上报、谨慎揣摩的事务，如今往往她一道“依例”、“转某司酌处”或“拟驳”的朱批，便可定夺。各衙署官员见到盖有她银印的文书，无不恭敬从命，甚至不乏有人暗中馈赠礼金，以求通融，皆被她冷面拒回。
然而，在这权势熏灼之下，杜善的心境却愈发冷静，甚至暗藏隐忧。她身处信息洪流的中心，比任何人都更早、更清晰地看到这“睿宗时代”繁华背后的暗涌。
她看到睿宗对太平公主的依赖近乎放任，致使公主权柄过重，已引来朝野窃窃私语，太子少师宋璟、御史大夫毕构等清流官员，已屡有“亲王、公主不宜过度干政”的奏议，虽被睿宗压下，却如野火暗燃。
她更看到，太子李隆基（已由楚王立为太子）虽表面恭顺，但其东宫僚属日益充实，多为年轻干练、锐意进取之士，与太平公主门下厚重老成的风格迥异。双方在官员任免、政策理念上，已屡有摩擦。一份关于漕运改革的奏议，东宫主张激进革新，公主则批示“宜缓，恐扰民”，最终睿宗采纳公主之议。太子的奏抄副本送至澄心堂时，杜善能从那力透纸背的字迹中，感受到一丝压抑的怒气。
最令她警惕的，是公主似乎沉浸于权势之巅，有时不免失之专断。对于太子一系的些许“冒犯”，反应日趋敏感。一日，一份关于奖赏唐隆政变功臣的名单，公主欲将己子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