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场角落围了一圈人，中间站着个醉汉，浑身酒气熏得人发晕。那时学校管得松，我们常偷偷溜出校门去街上疯跑，此刻一群孩子围着醉汉起哄，笑声吵得耳朵疼。张友爱突然把我推到前面，脸上是天真无邪的表情，对着醉汉软软地说：“叔叔，她想让您在那个单杠上翻个后空翻。”
她指的是操场边的铁单杠，锈迹斑斑，高得让我心慌。我刚想摇头，胳膊突然被她狠狠拧了一把，疼得我眼泪都快出来。她的指甲嵌在我肉里，眼神里是我看不懂的狠厉，我只能讷讷地点头，声音细得像蚊子叫：“我、我想看来着。”
醉汉被孩子们的夸赞冲昏了头，拍着胸脯说“小意思”，踉跄着爬上单杠。他晃了晃，底下的笑声更响了，我却突然觉得冷，脚底像踩着冰。下一秒，“砰”的一声闷响，醉汉从单杠上摔了下来，头先着地，鲜血瞬间从他额角流出来，染红了地上的尘土，蜿蜒着像条红蛇。
我僵在原地，浑身的血都像冻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盯着那摊越来越大的血，脑子里一片空白。有人尖叫着去找老师，老师来了，又喊来了醉汉的家人，乱哄哄的声音里，有人在喊“找车”“快找车”。
那个村子小得可怜，像样的车屈指可数，大家跑着、喊着，好半天才拦到一辆农用三轮车。车轮碾过尘土，把醉汉拉走时，他的脸白得像纸，血还在顺着车板往下滴。到乡医院要一个小时，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撑到，也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那段记忆像被浓雾遮住，怎么也想不起来，只记得那摊血，红得刺眼。
云南的天说变就变，头顶明明是毒辣的太阳，雨点却突然噼里啪啦砸下来，砸在脸上，凉得刺骨。我的脚底传来一阵阵寒意，顺着腿往上爬，冻得我牙齿打颤。脑海里全是醉汉鲜血淋漓的样子，挥之不去。
我像只受惊的老鼠，躲进了教学楼后面的阴沟里。那里又脏又暗，堆满了枯枝败叶，却让我觉得安全——仿佛只要缩在这里，就能把所有的恐惧、所有的责难都藏起来。
“小妹！”“你在哪？”哥哥的声音、老师的声音、同学们的声音，在学校里炸开，一遍遍喊着我的名字，像追着我的潮水。我捂住嘴，不敢出声，只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冷，冻得我蜷缩起来，浑身发抖。
可学校就这么大，阴沟再隐蔽，也藏不住一个人。他们还是找到了我，哥哥冲过来，把我从阴沟里抱出来时，我闻到他身上的汗味，突然就哭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他的肩膀上。
后来我大病了一场，发着高烧，梦里全是那摊血和醉汉的脸。我拉着哥哥的手，小声说“是张友爱推我的，是她让我说的”，他只是摸了摸我的头，没说话，或许是我声音太小，或许是他没当回事。
我又找方雨姐，她听了，只是扯着嘴角笑了笑，那笑容淡淡的，像一层薄霜。我想，大概是我说错了时机，她没听懂。
我还告诉了爸爸妈妈，他们皱着眉，却说“小孩子家家打打闹闹，别往心里去”。
病好后，我回了学校。宿舍里，我的被子依旧不见踪影，只能扯着床单盖，这边扯过来，那边就短了，露着一截腿，像极了我的人生，怎么凑，都凑不齐一块完整的温暖。书包还会出现在垃圾桶里，凳子也依旧只有一个小角。
大叶老师问过我几次“是不是和张友爱闹矛盾了”，我都摇头，说“没有，她就是闹着玩”。那时我还傻，以为她只是闹脾气，等气消了，我们还能做朋友。
直到后来才明白，有些人生来就带着恶意，坏人是变不成好人的，就像毒草长不出鲜花。
我就这样演着“不在乎”，演着“没关系”，把委屈咽进肚子里，像吞了块石头，硌得慌。有时我会想，要是我去了娱乐圈，说不定早就火了，毕竟我这么会演，演得连自己都快信了。
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放假回家时，爸爸说：“下学期去乡上读吧，那边教学好。”我当时差点哭出来，以为终于能摆脱张友爱，摆脱那些藏在暗处的恶意。
可我忘了，地方就那么小，抬头不见低头见，哪是说躲就能躲开的。
假期里的一天，妈妈在房间里生妹妹。我和二哥、方雨姐在客厅里玩跳房子，地上的粉笔线画得歪歪扭扭。房间里，妈妈的惨叫声一声比一声凄厉，像刀子一样扎进耳朵里；而院子里，爸爸和几个亲戚喝酒，高谈阔论的笑声隔着门传进来，和惨叫声混在一起，比恐怖片还要让人窒息。
时间过得格外慢，每一秒都像在熬。终于，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划破了窒息的空气，房间里的惨叫声停了，客厅里的笑声也停了。
二哥和方雨姐跑过去看，又跑回来，笑着对我说：“恭喜啊，你有小妹妹了，开心吗？”
我那时真的很开心，拍着手跳，觉得家里又多了个人，又有人能陪我玩了。我趴在床边，看着妹妹皱巴巴的小脸，心里软得一塌糊涂，我想，我要好好护着她，像当初希望别人护着我一样。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