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现在想来，那哪里是玩闹？是我们这些被生活忽略的孩子，把自己的孤单，变成了对一只小螃蟹的残忍。就像那时的我们，总以为抓住了螃蟹，就抓住了快乐，却不知道，有些快乐，从一开始就带着伤。
第二天的光落下来时，我愣了愣神——空气里还是那股混杂着泥土与柴火的熟悉味道，头发梢沾着昨夜没散尽的潮气，连天边的云都和昨天一样，懒懒散散地挂着。可心底偏偏空落落的，像被什么东西悄悄挖走了一块，明明周遭一切未变，却总觉得哪里都透着陌生的疏离。那天我们约好去方雨外婆家，我对那位老人始终提不起好感，她的嘴巴像淬了冰的刀子，言辞锋利，邻里间从没人能在她面前讨到半分便宜，仿佛永远是这场“言语博弈”里的胜利者。可那时我和方雨好得像一个人，我曾天真地以为，这份友谊会顺着岁月的河，一直淌到一辈子那么远。
午饭的余温还粘在指尖，我便拉着二哥踏上了路。小时候的泥泞路从不是负担，反倒藏着数不尽的乐趣，脚踩上去软软的，溅起的泥点都带着鲜活的气息。风掠过田埂，裹着野花草的甜香扑在脸上，我们顺手折了路边的野向日葵，掰下花盘插在粗木棍顶端，做成简易的滚轮，一路跑一路比，看谁的滚轮能在土路上滚得更稳、更远，笑声跌跌撞撞地洒在田埂间。去方雨外婆家要过三户人家，其中两户各守着一只恶犬，一只叫大黄，皮毛油亮得像涂了蜡，叫声震得人耳朵发疼；另一只叫大头，脑袋圆滚滚的，眼神却凶戾得很。后来我才知道，这两只曾让我魂牵梦绕的“噩梦”，最终都落得个悲壮的结局——被山里的野猪拱死了。那时的我竟有几分隐秘的庆幸，想着往后再路过，终于不用攥着二哥的衣角，大气都不敢喘了。
那两道“犬关”终究是躲过去了，等反应过来时，我们已经站在了方雨外婆家的屋后。她家也养着狗，虽不及大黄和大头那般凶神恶煞，低沉的吠声却也透着不容侵犯的警惕。我俩不敢冒然靠近，索性手脚并用地爬上了院后的老槐树，趴在粗壮的枝桠上，扯着嗓子喊方雨的名字。没过多久，就见她小小的身影从屋门里钻出来，朝我们挥着手跑过来。那天我们在她家的老房子里玩捉迷藏，土木结构的屋子带着陈年的烟火气，梁上挂着晒干的玉米和辣椒，角落里堆着旧农具，每一个门后、每一个柴堆旁都藏着惊喜。我们踮着脚在屋里穿梭，笑声被木梁挡了回来，又撞在土墙上，温柔得像一场不愿醒的梦。
可快乐从来都像指间的沙，攥得越紧，漏得越快。不知过了多久，爸爸醉醺醺的呼喊声从远处飘来，带着酒后的含糊与不耐烦，在安静的村落里格外清晰。我和二哥只好依依不舍地和方雨告别，转身往家走。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走后，年仅五岁的方雨便系上了比自己还长的围裙，踮着脚在灶台前忙碌，为她的外婆和家人准备晚饭。
回到家时，饭桌上早已摆满了菜，却安静得只剩爸爸咀嚼食物的声音，沉闷地砸在空气里。而隔着不过一百米的二哥家，欢声笑语却像活泼的小鸟，从他们家的厨房窗缝里钻出来，飘到我的耳朵里。那短短一百米的距离，此刻却像隔着茫茫无际的银河系，我站在自家的门槛上，看着二哥家亮着的暖黄灯光，忽然觉得，有些东西，好像从那一刻起，就已经悄悄不一样了。
清晨的阳光总爱绕着树梢走，把细碎的金箔筛进白茫茫的雾里，雾气裹着草木的湿冷，慢慢融成一缕缕淡白的烟。小鸟的叫声脆生生的，像啄在晨露上，连空气里那股挥之不去的霉味，都被这光烘得软了些，竟生出几分虚假的暖意——后来我才懂，这样的清晨从不是好事的预兆，是苦难藏在雾里，暂时没露出獠牙。
爸爸的酒气比雾还浓，沉在床榻间散不开。我趴在床边喊了他三遍，他翻个身，喉咙里滚出含糊的嘟囔，像头累极了的兽。我没再喊，踮着脚摸进浴室，冷水扑在脸上，激得鼻尖发酸。镜子里的女孩头发乱得像团枯草，自然卷的发梢全拧成了死结，木梳齿插进去，就被死死勾住，一扯就疼得眼泪打转。我对着镜子用力拽了拽，梳齿上缠着几根断发，像极了日子里那些扯不开的疙瘩——原来人生和头发一样，得靠护发素那样的东西粉饰，才能假装顺滑，可那些藏在发芯里的毛躁，从来都没消失过。最后我扔了梳子，任由那团乱发顶在头上，像顶着一团解不开的委屈，推开门走了出去。
二哥蹲在门槛上，看见我就咧开嘴笑：“给你弄好吃的。”他说的“好吃的”，是奶奶藏在樟木箱最底层的豆奶粉，铁皮罐子上印着褪色的花纹，是奶奶舍不得喝，留着当稀罕物的。那时我们的胃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