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吹了那么久的风，活该感冒。
中午，唐主任给我打了碗白粥，我是一点食欲也没有。一下午又是天昏地暗地窝着。直到傍晚，接到秋爽的电话：“喂？张扬，你偶像四十度高烧，你带他去一趟医院吧。”
昨晚，我不该吻刘元的。
刘元和我一样,难受地蜷在床上,额头贴着墙,以此降温。我右膝跪到他的床上,左手去探他的额头。果然很烫。
刘元意识到是我,翻过身来。“我们去医院吧。”
听我沙哑的声音,秋爽说:“不是,大哥,你也感冒啊。你俩真是难兄难弟。”我朝他笑笑,没有说话的力气。刘元从床上坐起来,昨晚连外裤都没脱,现在穿上羽绒服就跟我走了。
刚下楼,他突然说:“我没带手机。”
“没事我带了。”我们没有多余的力气回宿舍。在校门口等出租车,刘元接过我递给他的口罩。我终于想起来,他已经是我男朋友了,于是揽住他,问他冷不冷。刘元挣开我的怀抱,环顾四周。我又把左手伸进他的右口袋,摸他的右手,他才肯和我十指相扣。
我们上了出租车。我跟师傅说,我俩都感冒了,把窗户打开吧。师傅也不想被我们传染,关了暖气,开了两扇后窗。刘元靠在左车窗,我靠在右车窗,寒风拍打着面门,对于我们两个高烧患者来说还是挺舒服的。
医生给我们两个选择——屁股针或吊针。我说,长痛不如短痛,屁股针吧。刘元表示赞同。刘元这个愣头青,没打过屁股针,还以为是小时候呢,直接把整个屁股蛋给护士小姐露出来。姑娘说:“你往上提点,不用脱裤子。”说着她在靠近腰的部位扎上一针。
一开始,刘元还一脸轻松地看着我:“诶？不痛欸…”可是在下一秒,他就“痛苦面具”,发出杀猪般的嚎叫。我站在他面前发笑。
打了退烧针后还要留在候诊室观察二十分钟,我给男朋友打了一纸杯热水。刘元喝了一口又递给我,我也小口啜饮。
医院总是夹杂着童年记忆，我看着那些被爸爸抱着、被妈妈牵着的小孩，浮想联翩。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医院，但是我第一个梦想却是当个医生，那时候还是幼儿园，准确来说，我想当的不是医生而是护士，因为我觉得给人扎针很舒服（也不知道是扎针舒服还是弄哭别人舒服），而且穿着胶鞋在光滑得反光的地面走来走去也很舒服。我有记忆的时候，是爸爸带我来医院，没有记忆的时候是妈妈抱我来医院。对于妈妈的怀抱我还有零星的被我珍藏着的记忆，但更多是关于“八爪鱼”的。他带我来医院一定是我得了什么大病，他的土方子治不好的病，或者是一个七八岁小孩一个人扛不过去的病。诊断完了医生开的药他也不取，出了诊室就拉我走了。除了健胃消食片、小柴胡和板蓝根，我小时候就没吃过什么药。大概上初中之后，我就没怎么来过医院了。
二十分钟结束，一量体温，我俩都三十七八度，这就算好了，晃悠着出了医院大门，外面还是那个冰天雪地的夜晚。
我跟刘元说：“我肚子饿了。”
刘元说：“那就吃点儿。”
我问他想吃什么，他说他不饿。我说：“你不饿，那是病没好。”
我们胡乱地在大街上走，进了一家真功夫。我要了一份香菇鸡肉套餐，端着盘子走到一半，筷子掉了，我把盘子一放又去前台要了一双筷子。回来的时候，刘元已经把我的鸡蛋羹吃了个一干二净。我气笑了。坐到他对面，把筷子递给他。他不要，又把盘子推给我。好家伙，他只吃鸡蛋羹。
我觉得我要是有一个孩子，可能也就像刘元这样的，半死不拉活地把你最喜欢的吃了，然后很“慷慨”地把剩下的“糟糠”留给你。
为了省那几个逼子儿，我俩坐公交回去。一路上人很多，我们一直站着。因为天寒地冻，所以车窗关得严严实实，刘元很快就“晕碳”了。真希望现在有人给“老弱病残”让个座，我们带口罩真不是为了耍帅。
刘元右手抓着头顶的扶手，脑袋沉在右肩，眼睛闭着，无力得像个吊死鬼，奄奄一息。我挽住他的胳膊，想让他靠着我，或许会舒服些。但刘元死要面子，一动不动，只随着车厢摇摆。我心想下一站说什么也要把他拉下车，然后打车回去。不过下一站，很多人下车，人一下少了一大半，刘元往后排的空座位扑去，扒开车窗，揪下口罩，把头伸向窗外。我以为他要吐，结果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掺着汽车尾气的氧气。
我坐到他左边。我们学校正好是终点站，不用担心过站，终于可以眯一会儿了。我正闭目养神，刘元突然把他的脑袋靠在了我的肩上。他睡着了，睡得很香。我不敢动，车走走停停，晃晃悠悠，我怕他的头滑落，就侧了点身，右手小心翼翼地伸向他背后揽住他，让他睡在我怀里。我知道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