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了？”沈柏自问。
“钱包...被偷了。”我感到一阵眩晕。现金、信用卡、身份证全在里面。
沈柏自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会直接把我赶出去。
最后他叹了口气，“未婚未育，二十一岁的我今天要无痛当爹了。”
我愣在那里，没明白他的意思。
“意思是，”他无奈地解释，“我似乎不能把一个身无分文的高中生扔在雨夜里。”
于是那天晚上，我跟着沈柏自回到了他的公寓。
一套简单的一室一厅，整洁得几乎没有人气，书架上塞满了数学书籍，墙上挂着几张抽象的几何画。
“沙发可以睡人，”他扔给我一条毛巾和一件干净T恤，“只有一晚，明天我们必须想办法联系你家人。”
洗澡时，热水冲刷着身体，我终于感到一丝活着的感觉。
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羞愧——我一个富家少爷，居然沦落到要靠陌生人收留的地步。
那天晚上我睡在沈柏自家的沙发上，闻着沙发上淡淡的洗衣液香味，居然睡得出奇地好。
第二天早晨，我是被煎蛋的香味唤醒的。
沈柏自系着围裙在厨房忙碌，餐桌上已经摆好了烤面包和水果。
“吃完早饭，我们得谈谈。”他的语气不容商量。
餐桌上，我艰难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竞赛作品被窃、被诬陷抄袭、父亲的私生子、校园谣言...省略了我家的财富状况，只说是“普通家庭”。
沈柏自安静地听完，最后说：“你需要回家面对问题，而不是逃避。”
“我不能回去，”我坚持，“至少现在不能。再给我一周时间，我会想办法的。”
我们达成了临时协议：我可以在沈柏自的沙发上借住一周，每天付他五十元（等我拿到新银行卡后支付），负责洗碗和打扫卫生；一周后要么回家，要么另做打算。
沈柏自的生活规律得可怕：早上五点起床看书，六点晨跑，七点做早餐，然后去学校或咖啡馆打工。晚上雷打不动地学习到十点。
我则像只被捡回家的流浪猫，小心翼翼地适应新环境。
白天他去上学，我就在公寓里看书——主要是他的数学专著，虽然看不懂，但能让我暂时忘记烦恼。
第三天，我发现浴室里多了新的洗发水和沐浴露，是我在便利店看中的那种。
“顺便买的。”沈柏自轻描淡写。
第四天，他带回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借你用，记得查邮件，学校可能有事联系。”
我犹豫着开机登录邮箱，果然有几十封未读邮件：老师的询问，同学的八卦，母亲的担忧，父亲的愤怒。还有一条来自竞赛组委会，要求我提供更多证据证明作品原创性。
“他们要我证明作品是我的，”我对沈柏自说，“但所有过程记录都在家里，我不敢联系他们。”
沈柏自放下手中的书，“你有电子备份吗？”
我摇摇头，“都在家里的电脑和笔记本上。”
他若有所思，“或许我可以帮你。”
那天晚上，沈柏自教我如何远程登录我家电脑——幸好我记得密码。
我们找到了所有设计过程和草图，打包发送给竞赛委员会。
“接下来就是等待了，”他说，“但你得考虑回学校了，不能一直逃课。”
我知道他是对的，但想到要面对所有人的目光，仍然感到恐惧。
周末，沈柏自要去咖啡馆值班，我跟着去了。
他工作时专注而优雅，做咖啡像在进行某种仪式。
我坐在角落看书，偶尔抬头看他。
“你的小男朋友？”咖啡馆老板打趣道。
沈柏自头也不抬，“无痛当爹，体验生活。”
我假装没听见，耳根却微微发热。
在杭州的第五天，我收到竞赛委员会的回信：他们认可了我的证据，决定重新审查比赛结果。这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收到好消息。
“恭喜，”沈柏自说，“现在你更有理由回家了。”
但我突然不想走了。
在沈柏自狭小的公寓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奇特的平静，那是我在南京宽敞的家中从未有过的。
第六天晚上，我鼓起勇气对沈柏自说：“我能多住一段时间吗？我可以付更多房租。”
他皱眉，“梁抱一，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我不是逃避，”我辩解，“我只是...需要时间想清楚一些事情。”
我们达成了新协议：我可以住到月底，但必须开始远程学习，完成学校作业。
于是我开始了一种奇怪的双重生活：白天沈柏自去上学，我在他的公寓里自学课程；下午他去咖啡馆打工，我有时会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