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是一个人蜷缩在病床上，沉默得像一块石头，了无生气，有时我甚至要凑近些才能确认他胸口的微弱起伏。
按理说，他这样的情况，总该有人陪护。但从头到尾，他都是孤身一人。我可能是这些天来和他说话最多的人了。我放心不下，特意嘱咐护士站，给他的护理等级一直定为一级。
但他似乎极度抗拒依赖他人，很少按呼叫铃，也不与隔壁床那位健谈的老爷子交流。有一次，我甚至撞见他正扶着墙，极其缓慢地、摸索着走向卫生间。那一刻，我的心揪紧了。
换药时，我取下那枚临时的义眼片，检查眼眶内的伤口。愈合得还不错，血色淡去，呈现出生机渐复的粉红色。“恢复得挺好，”我尽量让语气轻松些，“再过几天，就能考虑出院了。”
在几次简短的攀谈中，我得知了他的职业——一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民事律师。
二十八岁，本该在法庭上挥斥方遒，前途无限。我看着他现在这副模样，心里一阵唏嘘。
又过了两天，我为他拆除了眼睑上最后的缝线。
“伤口长得不错，临时义眼片千万别自己取下来，眼药水记得按时滴。明天，你就可以办出院手续了。”
他沉默了片刻，木然地点了点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嗯，谢谢医生。”
看着他这副逆来顺受、了无生趣的样子，一股强烈的恻隐之心涌了上来。我几乎是脱口而出：“我一会要去食堂买饭，用不用给你捎一份？”
他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问，犹豫了几秒，最终还是低声说：“……麻烦您了。”
我很快带了两份简单的饭菜回来，支起床尾的小桌板。吃饭时，他动作迟缓，筷子常常碰不到准确的位置。整个过程，他都异常沉默，对我挑起的话题，也只是用最简短的“是”或“不是”来回应。那种深陷在自我世界里的绝望感，让我隐隐担心——他不仅仅是视力受损，精神层面可能也已滑向抑郁的边缘。
“闻讯，”我放下筷子，声音放得很缓，“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可能为时过早，但你的右眼，我们之前检查过，还有光感。”
他没有回应，只是停下了机械的咀嚼动作。
我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笔式手电——这是我随身携带的习惯。我倾身过去，没有用手触碰他，只是轻声说：“现在，我用手电照你的右眼，你仔细感觉一下，告诉我有没有光感的变化，好吗？”
他顺从地、微微抬起脸。那只覆盖着青白色厚翳的右眼，在光线下一览无余。眼球因为早期的烧伤和营养不良而显得有些萎缩，失去了正常眼球圆润的弧度，表面不再是光滑的角膜，而是像蒙上了一层磨砂玻璃，浑浊不堪，其间还夹杂着灰白的斑块。它静静地呆在眼眶里，偶尔不受控制地微微颤动一下，像是在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创伤。
我打开手电，一束细细的光柱打在浑浊的眼球表面。
“有感觉吗？”我问。
他凝神了片刻，非常缓慢地点了一下头，声音沙哑：“……有，好像……右边亮一点。”
尽管那光芒几乎无法穿透厚重的混浊，但他的大脑确实捕捉到了这微弱的信号。
一丝微弱的、混合着困惑的光芒在他脸上闪过。他迟疑地开口，声音干涩：“可是……为什么我的右眼之前感觉不到这种光线变化呢？我之前甚至一度以为它已经几乎没有光感了……”
我看着他，心里叹了口气，选择坦诚以告：“因为你的左眼之前是主力，大脑会优先处理来自左眼的、更清晰的视觉信号，从而抑制了右眼那点微弱的光感。现在……你的左眼没有信号了，大脑别无选择，才会开始全力捕捉右眼残留的这一点点信息。”
毫无疑问，这个答案对他来说很残酷。能更清晰地感知到盲眼那点微光，竟是以健康眼的彻底失去为代价。闻讯听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嘴角极其缓慢地牵扯了一下，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苦笑。
我关掉手电，坐回原位，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你看，还有光感，这就是希望的基础。等你这边的伤口稳定了，身体和心情都调整得好一些，完全可以再回来，认真评估一下右眼做角膜移植的可能性。路，还没有完全走完。”
他依然沉默着，但之前紧紧攥着衣角的手指，却微微松动了一些。
我担心他又会沉回那种令人窒息的低落的情绪中，便有意陪他多坐了一会儿，找些不痛不痒的话题和他聊着。他多数时候只是静静地听，偶尔用简短的音节回应，但至少，那紧绷的肩线似乎稍稍松弛了一些。
最后，看他面露倦容，我便送他回了病房。在病房门口，我们互换了联系方式。我再次仔细叮嘱了他出院后需要注意的事项：定期复查的时间、眼眶的日常护理手法，以及大约三个月后可以考虑进行的二期手术，植入永久性的义眼台。
“记住了，有任何不舒服，或者不清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