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〇八厂？”苏晚晴站在我面前，大衣领子竖着，眉心拧成一个结，“那边新型锻压线投产的事，咱们局里连个通报都没收到。你这一去……算调研？还是检查？人家根本没邀请我们。”
我笑了笑，把派遣单折好塞进内兜，贴着胸口——那里还揣着老倪画的传动结构草图复印件，边缘已经磨得起毛。
另一侧口袋里，是一套自制量具：一根校准过的钢针、一块带游标的卡尺改装件，还有用报废仪表盘改的微倾角测量仪。
这些东西不值钱，也没人看得上，可我知道，在那些买不起进口仪器的小厂里，它们比红头文件还管用。
“不是调研，也不是检查。”我说，“是去看别人怎么摔跟头的。”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低声道：“赵副厂长亲自签的调令。”
我点头。
当然知道是他。
自打火种计划在厂里扎下根，我就明白，有些人巴不得我出一趟远门，最好在外头闹个笑话，或者踩进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坑里，再也爬不出来。
可他们忘了，我林钧从废料堆里爬出来的时候，就没指望过谁给条正路走。
越是逼到死角，越能看见真相。
火车晃了整整一夜。
凌晨四点抵达五〇八厂所在的山沟小镇，天还没亮，寒气钻骨头。
接我的是个技术科的年轻人，脸色发苦，一路上话少得可怜。
“新线停了半个月了。”他终于憋出一句，“送料机构每次冲压都撞模，废品率快三成了。苏联专家来看过三次，说液压系统设计缺陷，要换整套进口阀组——可备件半年后才到。”
我“嗯”了一声，没问办公室在哪，直接往车间走。
推开厚重的铁门，一股机油混着金属烧焦的味道扑面而来。
巨大的锻压机像一头瘫痪的钢铁巨兽，周围堆满了扭曲变形的半成品壳体，地上散落着断裂的导轨支架。
几个工人蹲在一旁抽烟，眼神麻木。
我没说话，先绕着机器走了一圈，鞋底踩在油污的地面上发出黏腻声响。
然后蹲下来，手贴在导轨侧面——温度偏高，但不是局部过热，说明摩擦均匀，问题不在润滑或装配间隙。
我又掏出随身小锤，轻轻敲击底座四角的支撑架。
声音沉闷，尤其东北角那一记，像是敲在湿土上。
“这儿的地基，是不是整修过？”我问。
技术科长刚赶到，擦着汗点头：“去年雨季塌了一块，重新浇了混凝土，当时验收没问题。”
我点点头，没再多说，只让找来一张厂房平面图，又借了把水平尺。
当天晚上，我在招待所的木桌前，就着昏黄的灯泡，用铅笔画出了三处应力集中区域，并标出主承重柱与设备基础之间的位移趋势。
不是机器坏了，是地在动。
第二天清晨，我把四个本地学徒工召集过来，每人发一把水平尺、一根细绳和半袋沙土。
“今天不修机器。”我说，“咱们先找地基的毛病。”
他们面面相觑，有人忍不住笑：“你是助理技术员吧？我们主任都不敢动这台设备。”
我也不恼，只把细绳拉直，从锻压机主轴中心延伸出去，穿过车间中线，一直牵到外墙的标记点。
“你们看，这条线本该对准预埋螺栓的基准孔。现在偏了十七毫米。”
没人吭声了。
我们沿着墙体一圈圈排查，在东南墙角发现一道几乎看不见的裂缝。
我抓了把粉笔灰撒上去，不到十分钟，灰层出现细微断裂纹——沉降仍在继续。
中午时分，我们在主承重柱旁挖开一小段地面，果然露出一条隐蔽的排水沟，常年渗水，泥土早已软化成浆。
找到病根，剩下的就是手艺活。
我指挥工人将楔形钢板垫入机身底座，再用两台千斤顶同步微调，一点点校正水平。
过程中不用激光，不用精密仪器，全靠水准泡和手感。
下午两点五十分，最后一次调整完毕。
三点整，电源重启。
送料机构缓缓推进，模具闭合——咔！一声清脆合模响彻车间。
一次成功。
第二次，第三次……连续十次自动循环，无一偏差。
围观的技术员们愣了半天，有人喃喃道：“这法子……比图纸还灵。”
我没有回答。只是默默收起那把用旧了的小锤，放进工具包里。
夜色渐深，车间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夹杂着交谈与争论。
我站在窗边，看见几道身影朝招待所走来，为首的正是厂总工，手里还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