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还难看的笑。

    让他们看这个。告诉那帮坐办公室的，这才是火种。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

    在那朵即将消逝的霜花中心，凝结着一滴晶莹剔透的融雪。

    透过那滴水珠，我仿佛看到了1958年西伯利亚那个死寂的冬夜，看到了那个倒在雪地里、至死都把手插在冻土里试图寻找回路的年轻技工。

    那一刻，那滴水映出的不仅仅是车间昏暗的灯光，更像是映出了那个年代独有的、冷酷却又滚烫的月光。

    我忽然明白了。

    什么图纸，什么参数，在这一小撮冻土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真正的验收，验的从来都不是设备能不能转，而是人心还是不是热的。

    只要这口气还在，这火种就灭不了。

    我合上速记本，对着老罗，郑重地敬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军礼。

    就在这时，厂门口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刹车声，紧接着是传达室老张慌乱的喊叫。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

    早晨六点。

    离预定的专家组到达时间还有整整两个小时。

    但这帮人从来不按套路出牌。

    透过车间满是油污的玻璃窗，我看见一辆挂着京V牌照的吉普车停在了风雪里。

    车门推开，先下来的不是警卫员，而是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只拎着一只旧皮箱的中年男人。

    他没穿军装，但我一眼就看见了他鬓角那道还没完全消退的火药灼痕。

    那是周振邦提到过的“那个人”。

    那个能一眼看穿机器灵魂的疯子。

    他站在雪地里，没急着进厂，而是抬起头，那双锐利得像鹰一样的眼睛，隔着几百米的距离，死死地锁定了我们所在的这个车间窗口。

    仿佛他已经闻到了那股子刚被我们唤醒的、来自西伯利亚冻土的血腥味。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笔差点没捏断。

    好戏，提前开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