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里，陈秀云站在那儿，残缺的手指轻轻理着那些红线，像是把某种看不见的血脉，接到了这群年轻人的手腕上。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剩下的那大半卷红线，这玩意儿还真挺好用。
而且，我没记错的话，过几天还有个更棘手的“大家伙”要进厂大修，那上面的精密管路，怕是比这簧片还要难伺候百倍。
到时候，这剩下的红绳，恐怕还得派上大用场。
那几卷剩下的红绳被我随手拢在桌案上，像是一捧凝固的血脉。
我本来想把它们收进废料箱，手一过秤，心里却是一咯噔。不对劲。
我随手拎起一根，扯直了，跟工作台上的刻度尺比划了一下。
一米整。
再拎起一根，还是一米。
我像个强迫症患者一样，一口气量了二十多根。
每一根红绳的长度，都精准得像是用激光切割过一样，误差绝对不超过两毫米。
老罗那个闷葫芦，这就是他给我的“惊喜”。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昨晚的画面：昏黄的灯泡底下，老罗并没有用那把除了刻度模糊什么都好的旧卷尺，而是把线头往大拇指上一绕，顺着手肘这么一拐，再往回一收，“崩”的一声咬断。
还有陈秀云。
她在把那块救命的胡杨布递给那个傻学徒之前，那只有残疾的左手，下意识地在自己右手的小臂上比划了一下。
从手腕横纹到肘窝，那是她的尺。
三尺。
在这个连游标卡尺都得当祖宗供着的年代，这帮老技工把标准长在了肉里。
我翻箱倒柜，从那堆垫桌角的破书里扒拉出半本发黄的《鞍钢电工守则》。
这玩意儿不知道是哪年的老古董，纸脆得像油炸果子。
翻到“工具自校”那一章，一行被油渍浸透的小字跳进了眼帘：
“线长三尺，心距可凭。”
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了一下，有点发烫。
上辈子在研究所，我们迷信的是德国人的数控机床，是日本人那令人发指的公差表。
我们总觉得精度是机器给的，却忘了在工业化的荒原上，人才是最精密的万能校准器。
这不是粗放，这是一种被逼出来的、带着血肉温度的极限精密。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我没让人闲着。
“都过来。”我冲着角落里那十个还在回味昨晚惊魂一刻的新学徒招了招手，“一人拿一卷新线，凭感觉剪三尺，缠到废弃的基座上去。谁能一次性触发成功，晚上我请他吃红烧肉。”
一听说红烧肉，这帮半大小子的眼睛都绿了。
但这肉不好吃。
前九个上去，要么是用眼睛瞎估摸，剪长了导致缠绕圈数过多，吸湿反应迟钝；要么是剪短了，红绳绷得太紧，还没等到手汗就把机关给锁死了。
“这玩意儿也太玄了……”
“林工，给把尺子呗？”
一片哀嚎声中，最后上来的是个叫栓柱的农村娃。
这小子平时话最少，身上那件工装洗得发白，袖口还补着两个补丁。
他没看我，也没看那堆废掉的线头。
他只是拿起线团，熟练地用后槽牙咬住线头，左手拇指和中指岔开，在半空中虚抓了两下，然后脑袋猛地一偏，“嘣”的一声，线断了。
那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跟老罗如出一辙，带着一股子庄稼地里的野性。
他把线缠上去，手心微微出汗，机关“咔哒”一声，清脆入耳。
成了。
我拿起那根线一量，一米零五毫米。
多出来的五毫米，正好是他打结时留出的余量。
“在家纳过鞋底？”我问他。
栓柱挠了挠头，脸红到了脖子根：“俺娘眼神不好，俺那是……”
“行了，今晚肉归你。”
我转过身，拿起钢笔，在那张还没干透的《手感触发验收速查卡》后面，重重地加上了一个附录：“人体基准法”。
去他的毫米和微米。
我写下：“一拃为五寸（约15c，三拃一拳为一尺半。操作者须亲自断线，牙咬为记，指尖为凭，人线合一。”
这听着像武功秘籍，但这才是能让这帮还没摸过卡尺的学徒工，在战场上能活命的标准。
只有自己身体丈量出来的东西，在极度紧张的时候，才不会背叛你。
黄昏的时候，车间里的光线变成了那种沉闷的铁锈红。
我正准备把这套新规章归档，一抬头，看见陈秀云正蹲在墙角的那堆废料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