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人用螺丝刀硬撬过。

    “当年撤编时没拆干净。”朱卫东喘着气说，“可能是走得匆忙。”

    我们挤进通道时，风突然又大了起来。

    雪花灌进来，在头顶的通风管道里打着旋。

    老罗打开手电，光束扫过墙面——防潮毡布虽已褪色，却没有霉斑；电线捆扎得整整齐齐，用的是60年代特有的麻线。

    “跟新的一样。”他轻声说，手电光照在墙角的搪瓷缸上，缸里还剩半块肥皂，“有人定期维护过。”

    主控室的门虚掩着。

    推开门的瞬间，灰尘腾地飞起，在手电光中舞动。

    墙上的值班表被玻璃罩着，最后一行写着“张振国，1966.3.18”，钢笔字写得方方正正，日期旁边画了一朵小红花。

    朱卫东凑过去：“张振国……我师傅的师傅就叫这名，说是66年调去了保密项目。”

    老罗蹲在供电柜前，用螺丝刀撬开盖板。

    “我的老天爷。”他声音发颤，“铅酸电池组！”他指着埋在岩层中的黑色方块，“每块电池都裹着石蜡，埋在恒温层——”他又摸了摸连接电池的铜线，“还接了山体自然电流，用地电补能！”他抬头看我，眼睛亮得吓人，“这不是设备，是活着的遗嘱！”

    主控台中央放着一台RKS12电台，和凯里挖出来的那台一模一样。

    面板上的指示灯熄着，但显示屏却亮着“等待回应”四个绿字。

    我凑近看，信号周期显示为“27小时”——和老罗在帐篷里画的草图完全一致。

    朱卫东掏出万用表测电压：“待机状态，功耗低得离谱。”

    “被动监听。”我拍了拍老罗的肩膀，“用五号电池接音频放大器，别激活主电路。”老罗从工具箱里取出两节电池，手稳得像在焊接精密元件。

    耳机贴到我耳边时，起初是一片杂音，接着——“滴答，滴答。”极低频的声音，像秒针在骨头里走动，每二十七小时重复一次。

    就在这时，林小川打来了电话。

    他声音带着回音，应该是用了牧站的卫星电话：“哥，苏科长分析出来了！这不是呼叫信号……是倒计时。”我握紧耳机，倒计时？

    那张被抹去的网，那些被沉默的人，原来是在等待一个期限。

    副站长办公室的抽屉卡得很死。

    我用螺丝刀撬了三次，“咔”的一声，夹层里滑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纸泛黄，边缘带着焦痕，开头写着“致未来接替者”。

    “我们奉命切断与总部的联系，但必须保持接收状态。”我念出声，喉咙发紧，“若三十年后仍有信号传来，请确认是否还有人在守望。”

    老罗凑过来看，睫毛上的冰碴掉在信纸上：“今天是1972年……三十年后是2002年。”他忽然笑了，笑得眼角泛泪，“他们算到了，算到会有人来。”

    撤离时，暴风雪又起来了。

    我们走了几步，回头看那洞口——风雪正往里面灌，仿佛有人在缓缓合上一本书。

    我把信折好塞进胸前口袋，隔着布料能摸到字迹的凹凸。

    朱卫东拍了拍我的背：“林总，该走了。”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往牧站挪动时，林小川的吉普车迎面驶来。

    他摇下车窗，脸上沾着雪粒：“哥，北京来电话了！”他抹了把脸，“火种研究所接到山西吕梁的紧急通报……”

    “什么通报？”老罗扒着车门问道。

    林小川摇了摇头：“没说具体内容，只说一名村民在……”他突然闭嘴，目光紧紧盯着我身后的雪山。

    我回过头。

    风雪中，那座覆雪山丘的轮廓渐渐模糊，可值班表上的小红花、信纸上的字迹、电台里的滴答声，却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清晰。

    该来的，总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