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终究还是过去了。
但对于李建国来说，这过去的五天，比五年还要漫长。
自从那天黄德发甩下最后通牒、绝尘而去后，整个武侯祠扩建工地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咽喉，始终笼罩在一片诡异的低气压之下。
盛夏的毒日头依旧蛮横，正午时分，阳光洒在裸露的黄土地上，能烤得空气都微微扭曲，堆在一旁的螺纹钢筋被晒得发烫，用手碰一下都能烫得人猛地缩回手，仿佛能直接烫熟鸡蛋。
可即便如此，工人们干活时，后背上却总窜起一丝丝莫名的凉意 —— 那不是树荫下的清爽，也不是汗水蒸发的微凉，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阴寒，顺着脊椎往上爬，让人忍不住打哆嗦。
张婆婆那天蹒跚离去的背影，还有那句 “悔之晚矣” 的谶语，像一根淬了冰的无形刺，深深扎在了每个人的心里。
白天，柴油挖掘机的轰鸣、切割机摩擦钢筋的尖啸、工人们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人声鼎沸，似乎能将那份不安死死压在心底；可一到夜晚，万籁俱寂，工地上只剩下风吹过古榕树叶片的 “沙沙” 声，还有祠堂深处那仿佛亘古不变的寂静。
每当这时，那份被压抑的不安便会如疯长的藤蔓般，顺着夜色蔓延，缠得人喘不过气。
有几个年轻工人甚至私下里说，晚上躺在临时搭建的板房里，总觉得窗外有影子晃来晃去，耳朵里还能听到若有若无的脚步声，吓得他们整夜不敢关灯。
李建国这五天几乎没怎么合眼。
他的双眼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血丝，眼窝深陷，颧骨因为连日的焦虑和疲惫显得愈发突出，整个人像一根被拉到极致的钢索，随时都可能 “嘣” 的一声断裂。
为了能及时应对突发状况，他干脆把铺盖卷搬到了工地的临时办公室 —— 办公室里只有一张行军床、一张掉漆的木桌和一把旧藤椅，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的茶叶早就泡得没了味道。
这五天里，他取消了所有轮班制度，亲自带着工人从工地外围一点点向内清理，要求苛刻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每一铲土都要过筛，哪怕是指甲盖大小的碎陶片都不能放过；每一块石头都要仔细检查，看看上面有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
有工人抱怨说 “李队这是把工地当成考古现场了”，李建国听到了也不辩解，只是皱着眉继续盯着筛土的筛子。
他心里清楚，自己不是在小题大做，而是在走钢丝 —— 一边是黄德发催着赶工期的压力，一边是父亲临终前的遗言和张婆婆的警告，他必须慎之又慎，哪怕慢一点，也不能出任何差错。
工人们私下里的怨声载道，李建国并非没有察觉。
这天中午，太阳正毒，李建国让大家到古榕树下歇会儿，喝口水再接着干。
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工人，叫刘勇，刚从老家来工地没多久，趁着喝水的工夫，偷偷凑到旁边一个年长的老工人身边，压低声音抱怨：“张叔，你说李队这是咋了？中了邪了？不就一个老太婆胡说八道嘛，至于这么紧张？再这么搞下去，别说年底封顶，后年底都悬！到时候黄主任怪罪下来，咱们的工资能不能按时发都难说。”
张叔是工地上的老资格，叫张建军，跟着李建国干了快十年，手上布满了厚厚的老茧，说话做事都透着一股沉稳。
他听了刘勇的话，从口袋里掏出旱烟袋，慢悠悠地装了一锅烟，用火柴点上，嘬了一口，吐出个浑浊的烟圈，才压低声音说道：“你懂个屁！这地方邪性得很，不是你小子能琢磨透的。你没看那棵老榕树？前两天挖机想清理它旁边的土，结果挖机的铲斗刚碰到树根，就跟撞上铁板似的，愣是没挖动，最后还把铲斗齿给崩了一个小口。还有，你晚上没听见啥动静？”
刘勇一愣，手里的水壶停在嘴边，眼睛瞪得溜圆：“啥动静？我晚上睡得死，啥也没听见啊。”
“钟声……” 张叔把声音压得更低了，几乎成了气音，他警惕地看了看四周，确认没人注意他们，才接着说，“就半夜一两点那会儿，天最黑的时候，从祠堂里头传出来的，‘铛’的一声，又闷又沉，跟敲在铁桶上似的，听得人心慌。我这几天都没睡好，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这话一出，周围几个偷偷竖着耳朵听的工人脸色都白了。
其实这几天，工地上类似的传闻早就传开了 —— 有人说晚上巡夜的时候，看到祠堂的黑影里有穿古装的人影走动，衣角还飘着；有人说半夜起来上厕所，听到地下传来 “轰隆隆” 的声音，像是万马奔腾；还有人说看到古榕树下的土在夜里微微鼓起来，像是有东西要从下面钻出来。
这些传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搅得整个工地人心惶惶，干活的时候都心不在焉，总忍不住往祠堂的方向看。
而李建国最头疼的，还不是这些传闻，而是王浩。
王浩今年二十七岁，仗着自己远房表哥是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