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到加密电话旁，手指悬在拨号键上 —— 想打给科瓦廖夫确认，可接头人说 “电话已被监听”，安德烈的警告也让他犹豫。最终，他放下了电话，走到书架前取下《伦敦地铁图》，在安全屋的地址旁画了一个三角标记，又在海德公园的接头点旁画了一个问号 —— 现在的他，就像站在情报迷宫的中央，每一条路都可能通向安全，也可能通向死亡。
晚上 8 点，弗拉基米尔从公寓的消防梯悄悄下楼 —— 这是培训时教的 “紧急撤离路线”，消防梯在建筑背面，不会被街角的 军情五处 探员看到。他绕到建筑后门，坐上一辆黑色出租车 —— 不是有公司标识的出租车，而是他在机场记下的私人出租车，司机是个白发老人，车身上没有任何标记，这样能避免被 军情五处 按 中情局 提供的车辆识别清单盯上。
“去伦敦西区的‘老橡树咖啡馆’。” 弗拉基米尔用英语说，声音压得很低。出租车驶离肯辛顿区，路过伦敦塔桥时，他看到桥上的路灯亮着，几个行人在桥上散步，远处的泰晤士河泛着暗黑色的光 —— 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看伦敦塔桥，科瓦廖夫培训时说过，这里是克格勃伦敦线的紧急联络点之一。
咖啡馆里很安静，只有几个客人在低声交谈，柜台上的收音机播放着古典音乐。弗拉基米尔走到吧台，对着调酒师说：“要加冰，像莫斯科的冬天一样冷。”—— 这是约定的紧急联络暗号，只有克格勃内部特工知道。调酒师点点头，没有说话，转身走进后厨，几分钟后出来，将一杯加冰的威士忌放在他面前，杯垫下藏着一张纸条。
弗拉基米尔拿起纸条，假装喝酒，快速扫了一眼：“明晚 7 点，在伦敦塔桥的‘红色电话亭’，会有人给你送新电池和北约会议的‘真实议程’。别带任何电子设备，军情五处 会在塔桥布置信号接收器，任何无线电信号都会被捕捉到。”
纸条的末尾没有署名，但弗拉基米尔认出，这是白天接头人的字迹 —— 和钢笔里的纸条字迹一模一样。他将纸条揉成一团，塞进嘴里咽下 —— 避免被搜身时发现，然后喝完威士忌，付了钱，快步走出咖啡馆。
回到公寓时，已经是晚上 10 点。楼下的黑色轿车还在，穿黑色大衣的 军情五处 探员换了一个人，新的跟踪者穿着灰色西装，靠在车旁打哈欠，手里拿着一本《泰晤士报》，和弗拉基米尔早上带的那本一模一样 —— 他手里的报纸内页，夹着一张 中情局 提供的 “目标日常行为分析报告” 摘要。弗拉基米尔从消防梯回到房间，打开反监听设备 —— 屏幕上显示 “无新信号源”，显然 军情五处 尚未察觉窃听器被他取走，也没收到 中情局 更新的技术预警。
他走到书桌旁，将照片里的金色头发放进一个小信封，又将钢笔接收设备、密写纸一起放进金属盒，然后锁进书架最下层的抽屉 —— 这个抽屉的锁是科瓦廖夫特意改装的，用普通钥匙打不开，必须用钢笔刀的刀尖对准锁孔转动三圈才能打开。做完这一切，他拿起娜佳的布娃娃，坐在窗边，看着楼下的黑色轿车，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明天晚上的伦敦塔桥，到底是新的希望，还是另一个由 军情五处 和中情局 布下的陷阱？
而他不知道的是，在伦敦的另一处地下室里，穿红色风衣的接头人正坐在桌前，面前放着一张弗拉基米尔的照片 —— 照片上画着一个三角标记，和布娃娃里的标记一样。接头人拿起电话，按下三个数字 “7-3-4”，听筒里传来安德烈的声音：“他收到纸条了吗？军情五处和中情局那边有什么动静？
“他收到了，看起来很警惕。军情五处 按 中情局 提供的技术方案，在他的公寓和安全屋都布置了窃听器，还换了设备电池，幸好我提前发现了。” 接头人的声音带着疲惫，手指无意识地摸着照片上的三角标记，“北约会议的真实议程我已经拿到了，明天晚上就能交给她，但我担心…… 他不会相信我，毕竟科瓦廖夫只说‘红雀是伦敦大学教师’，没提接头人的事。”
“他会相信的，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 安德烈的声音顿了顿，语气变得严肃，“记住，别暴露你的真实身份，尤其是不能让他知道你和‘红雀’的具体关联……”
电话突然被挂断，接头人的脸色变得苍白，他看着照片上的弗拉基米尔，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 有担忧，有愧疚，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亲近。他将照片放进抽屉，里面还放着另一张照片：是一个男人的肖像，穿着克格勃的制服，胸前的勋章闪闪发亮，眉眼和弗拉基米尔有几分相似 —— 这是弗拉基米尔的父亲，1950 年在 734 监听站工作时的照片。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大楼的办公室里，副局长正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弗拉基米尔的培训档案。桌子上放着一份电报，上面写着 “目标已抵达伦敦，军情五处 启动地面跟踪，中情局 提供技术支持，窃听器未被发现”。副局长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拿起笔在伦敦地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