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通风口传来一阵轻微的 “沙沙” 声，一张小纸条从缝隙里掉出来，落在他的膝盖上。他飞快地捡起纸条，上面是安德烈潦草的字迹：“伊万送押时间提前到今天上午 10 点，囚车走莫斯科河南岸公路；你父亲在第二医院抢救，索尼娅在门口等你；互助会的人已在囚车必经之路的废弃仓库埋伏，你从杂物通道逃，瓦西里在出口等你。”
今天上午 10 点！现在已经 8 点半了！弗拉基米尔的心脏像被一只手攥紧，疼得他几乎喘不过气。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钢笔手术刀 ——彼得罗夫教官教他用的工具，此刻却成了唯一的希望。他起身走到通风口前，用力掰了掰栅栏，缝隙太小，根本钻不出去。就在这时，他听到门外传来卫兵换班的声音，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是钥匙开门的 “咔嗒” 声。
门被推开，进来的不是审讯官，而是一个穿灰色列宁装的男人 —— 是互助会的木工瓦西里，在安全屋见过他！“快跟我走！” 瓦西里压低声音，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了弗拉基米尔的手铐，“安德烈安排我假装档案整理员，再晚囚车就过埋伏点了！”
弗拉基米尔来不及问太多，跟着瓦西里往走廊尽头跑。走廊里的卫兵都被互助会的人用 “档案紧急转运” 的借口引开了，只有几个办公室还亮着灯。他们从后门的杂物通道钻出去，通道里堆着拖把、水桶和空档案盒，弥漫着肥皂和灰尘混合的味道。“外面有辆蓝色卡车，车身上印着‘档案馆物资运输’，司机是自己人，直接送你去第二医院。” 瓦西里把一个巴掌大的金属盒子塞给他，“这是步话机，调到 2 频道，只能和安德烈联系，别让别人听到。”
这是 1954 年克格勃后勤用的小型步话机，体积比砖头略小，天线得拉出来才能用，信号只能覆盖 5 公里内，刚好够联系埋伏点的安德烈。弗拉基米尔接过步话机，握在手里沉甸甸的，心里却更慌了 —— 父亲还在抢救，娜佳的炎症急需青霉素，伊万还有一个半小时就要被送走，他到底该先去哪里？
钻出通道，外面的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三月的莫斯科还飘着细小的雪粒，落在肩膀上很快化成水。蓝色卡车停在巷口，司机看到他就挥了挥手：“快上车！索尼娅在医院门口等你，说娜佳的情况不好！”
弗拉基米尔钻进驾驶室，卡车缓缓驶离。车窗外的建筑飞快地向后倒退，他看到街角有个穿黑色大衣的男人，正靠在路灯下假装抽烟，目光却一直跟着卡车 —— 瓦西里说过，最近克格勃反间谍部门在盯互助会的人，这人大概率是监视者，只是暂时没认出他。弗拉基米尔心里一沉：上校的眼线果然无处不在，连审讯楼附近都有埋伏。
卡车在第二医院门口停下，弗拉基米尔跳下车，冲进大厅。挂号处的护士认识他，赶紧招手：“伊万诺夫同志！你父亲在三楼抢救室，娜佳刚被送进儿科急诊，索尼娅在那边哭呢！” 他顺着护士指的方向跑，看到索尼娅坐在儿科走廊的长椅上，怀里抱着一个布包，里面是娜佳的病历本和几件换洗衣物，头发凌乱，眼睛红肿得像核桃，看到他进来，一下子扑进他怀里：“弗拉基米尔，你终于来了！娜佳刚才喘不上气，医生说肺部炎症加重了，必须用进口青霉素，可黑市要 120 卢布一支，我们根本买不起…… 爸爸那边也在抢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20 卢布一支！弗拉基米尔的心脏猛地一沉 —— 他月薪 80 卢布，扣掉房租和口粮，每月能攒下 15 卢布，一支青霉素就要花掉他八个月的积蓄，而且医生说至少要连用三天。他摸了摸口袋里的步话机，想起安德烈还在埋伏点等他，想起急诊室里女儿微弱的呼吸声，心里像被绳子勒得紧紧的。
“医生怎么说？娜佳现在怎么样？爸爸那边有消息吗？” 他扶着索尼娅的肩膀，声音沙哑，连问三个问题，目光紧紧盯着急诊室的门。
“护士刚出来说，娜佳用上普通消炎药了，暂时稳住了，但炎症没退，还是得用青霉素。” 索尼娅掏出病历本，页面上写着 “娜佳：反复肺部感染，免疫力极低，建议用进口青霉素控制炎症，需住院观察”，没有明确病因，只标注了并发症和紧急治疗方案，“三楼护士也来传话，说爸爸插上氧气面罩后，脉搏稳定了，但还没醒。”
弗拉基米尔接过病历本，指尖抚过 “免疫力极低” 几个字，心里的愧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 这半年来，他要么在克格勃训练，要么追查父亲的冤案，娜佳总说 “爸爸别太累”，可他连带孩子做全面检查的时间都没有，连她反复感染的根源都没查清楚。“你先在这儿守着娜佳，我去看看爸爸，顺便问问医生青霉素的事。” 他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