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说，这张照片是 1952 年拍的，那天正好是举报信贴出来的日子，远处那个叔叔就是逼爷爷签字的人。” 科利亚的声音带着哭腔，小手抹了抹眼泪，“妈妈说劳动营里冬天特别冷，爷爷会冻死的，叔叔，你一定要救救他！”
弗拉基米尔蹲下身，轻轻摸了摸科利亚的头，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疼。他想起索尼娅打电话说 “伊万送了一袋土豆过来”，想起伊万把牛皮本塞进他怀里说 “别管我”，突然觉得自己必须去查那 1952 年的档案 —— 不仅是为了伊万，也是为了父亲，为了所有被彼得罗夫上校和教官冤枉的人。“科利亚放心，叔叔一定会想办法救爷爷。”
“可怎么查？卢比扬卡的档案馆管得比审讯楼还严。” 安德烈靠在门框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揉皱的克格勃学院地图，“我昨天去市区打探消息，听说上校已经给档案馆打了招呼，只要有人查‘伊万?彼得罗夫斯基’的档案，就立刻汇报。而且没有高层签字的审批单，连档案馆的地下一层都进不去，更别说存敏感档案的地下二层了。”
“我有办法。” 一直坐在角落擦枪的 3 号突然开口，他手里拿着一把 TT-33 手枪，是从彼得罗夫教官手下缴获的，此刻正用一块旧布仔细擦着枪身，“互助会有个老战友叫尼古拉，在卢比扬卡档案馆当管理员，1945 年跟我父亲一起在斯大林格勒打过仗，后来因为‘拒绝诬陷战友’被调到档案馆管旧档。我可以托他帮忙申请‘案件补充核查’的审批单，理由就说‘核实伊万与彼得罗夫教官的关联证据’—— 上校刚抓了教官，肯定想坐实教官的罪，不会怀疑这个理由。”
弗拉基米尔眼睛一亮，刚要说话，父亲却拉住他的胳膊，眼神里满是担忧：“太危险了，上校肯定在档案馆布了眼线。你要是被抓住，不仅救不了伊万，连你自己都会被安上‘协助叛徒’的罪名，你父亲的复查报告还在上校手里，你不能冒这个险！”
“爸爸，我必须去。” 弗拉基米尔握紧父亲的手，父亲的手很凉，还在因为昨晚的伤微微发抖，“伊万大叔帮过我们家，科利亚还在等着爷爷回家，我不能看着他们被冤枉。而且，只有找到 1952 年的档案，才能证明上校是怎么逼伊万的，也能洗清您当年被牵连的冤屈，这是唯一的机会。”
父亲看着他，沉默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上面是他手绘的卢比扬卡档案馆地图：“尼古拉管理员我认识，1950 年我们一起处理过‘大清洗’的遗留档案，他在地下二层 C 区办公。这是档案馆的路线图，地下二层需要他的管理员权限卡才能进，避开监控的位置我都标出来了，你进去后只能查 1952 年的档案，别碰其他年份的，上校的人重点盯‘1937-1940’年的大清洗案卷，万一被发现就完了。”
当天下午，3 号去市区联系尼古拉，弗拉基米尔则留在安全屋帮父亲处理伤口。父亲的左臂肿得厉害，弗拉基米尔用安德烈带来的草药膏轻轻涂抹，草药的苦味混着松树林的寒气飘进鼻腔。“1950 年我和尼古拉一起查过一个案子，有个叫瓦西里的官员，因为不肯诬陷同事，被上校改成了‘托洛茨基分子’，后来病死在劳动营里。” 父亲突然开口，声音很轻，“尼古拉那时候就说，‘档案是人的第二生命，不能让它被篡改’，所以他肯定会帮你。”
傍晚时分，3 号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 “档案查阅申请表”，上面盖着 “克格勃案件核查专用章”，右下角签着尼古拉的名字，查阅范围写着 “伊万?彼得罗夫斯基 1952-1953 年档案，编号 C-17-092”。“尼古拉说，审批单明天上午才能拿到正式签字，还得要他的管理员权限卡才能进地下二层，让我们明天一早去市区的‘红星面包店’找他，那里是互助会的联络点，不会被盯上。”3 号把申请表递给弗拉基米尔，“他还说，只能给我们 1 小时查阅时间，超时档案科会来巡查，到时候必须离开。”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弗拉基米尔就换上了 3 号带来的灰色列宁装 —— 这是互助会找裁缝做的 “克格勃后勤人员制服”，胸前别着临时的 “档案整理” 徽章，纽扣是苏联制式的铜扣，和档案馆工作人员的着装一致（1954 年苏联公职人员多穿列宁装或工装）。安德烈开车送他到郊区的公交站，递给他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一本 “克格勃学院档案实习证明”、一块黑面包和一瓶伏特加：“证明上有学院的公章，卫兵会核对；面包和伏特加是给档案馆门口的卫兵的 —— 他们值早班冷，给点好处能少问两句。”
公交行驶在莫斯科的街道上，车窗外的建筑渐渐从郊区的木屋变成市区的砖房。弗拉基米尔看着窗外掠过的卢比扬卡大厦，心里一阵发紧